我将我享，维羊维牛
从考古成果眺望，在人猿揖别后不久，先祖群居的地方便出现了牛的身影。牛驯化确实不算迟，但是成为与人难舍难分的好帮手却有一个不短的过程。如果你对这个推论有点疑义，不妨翻开《诗经》读一读。打开《诗经》，《风》《雅》《颂》都能看见牛的身影。《国风》里有《君子于役》，《小雅》里有《无羊》《黍苗》《楚茨》，《大雅》里有《生民》《行苇》，《颂》里有《我将》《丝衣》。凝神敛气阅读，几乎都能听见在遥远的吟诵中杂糅着哞哞的牛叫声。
细细分辨，那时的牛少有在田畴高叫的，多是在路途草地长吟，牛还没有成为耕田的主要劳力。《君子于役》的牛和羊紧随一起，似乎都在山坡上吃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服役远行，妻子在家思念。日薄西山，黄昏将至，鸡已上窝，牛羊走下山坡，就是不见丈夫的身影。思念的人儿是何等焦渴！如果将《君子于役》里的养牛视为畜牧业还是猜测，那《无羊》里的牛却千真万确是在牧群中了：“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这是在说，谁说你没羊？三百只一大群。谁说你没牛？九十头大黄牛。细想，那么偌大的羊群不少见，牛群则不多见，多见的牛群不是耕田牛，而是肉牛和奶牛。从这些诗作只能感受到畜牧业兴旺发达，却无法找到农业耕种的佐证。《黍苗》看似接近了耕种，一读根本不是。“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前面几句只是借助禾苗的旺盛，歌颂西周召伯的功德，追随他的队伍前行。后面几句虽然出现了牛，不过是扶车牵牛壮观前行而已。
《楚茨》《我将》与《丝衣》都是咏颂祭祀场景，是像牛王庙那样，牛端坐在神龛上享受祭奠吗？当然不是，而是被作为牺牲供奉在祭坛上。古代最为隆重的祭祀要用太牢，即三牲。三牲，即整牛、整猪与整羊。《我将》写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祭祀奉献的是肥羊肥牛；《丝衣》写道“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祭祀奉献的还是羊牛，这里是要查验祭祀礼品准备得如何；至于《楚茨》则是把牛羊宰杀洗净，蒸熟羹汤，敬祀上天，“或剥或亨，或肆或将”“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
牛从作为牺牲祭祀神灵，到被尊为牛王受人祭拜，还有很远的距离。这距离如何缩短，拉犁耕田就是牛翻身的起点。起点在何时？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始于西汉”。这说法已被考古证实，江苏省睢宁县双沟镇出土过一块汉代画像石，上面刻有农人扶犁驱牛耕田的图案，因而称作牛耕图。足以证明牛耕田这事，可以追溯到 2000年前。不过，仔细一想这未必是起点，《国语·晋语》里已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记载。如前所述，牺，是太牢牛、羊、猪；勤，指劳力，耕作。猪和羊不能耕地，很显然这里的牺就是牛，牛耕那时已有先例。
南宋学者王应麟秉持这种观点，而且想象得合情合理。他的根据是孔子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司马犁，字子牛；一个是冉耕，字伯牛。从他们的名和字中可以看出，“犁”与“牛”相关，“耕”与“牛”也相关。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不就说明春秋时期已经用牛耕田吗？春秋时期即使未能大面积牛耕，也有人率先牵着牛耕作农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