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程中，延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延安美术创作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紧密相连，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对新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部延安美术史，就是一部鲜活而生动的党史和革命史。《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以全景的视角，呈现了一幅延安美术创作的瑰丽画卷。 本书共分为六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和方法论，对延安美术的发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美术教育，民族化、大众化的美术运动，延安美术思想的争论等一系列命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特别是对延安美术的历史内涵、体系特征以及社会历史动因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这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美术的阶段性总结，更对当今和今后社会主义美术发展之路提供了启示。书中还展示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和图片，还原了延安美术历史的真实情境，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到浓厚的时代气息。 延安美术，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指向，即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期间发生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的总称。延安美术是在历经长征到达延安的苏区文艺工作者、上海左翼木刻家以及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美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形成自身特色的。本书讲述的延安美术，就是这个时期和地域中的美术创作活动。 延安美术的发展历程，与鲁艺紧密相连。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绝大多数来自这所学校美术系的老师和学员。而鲁艺的建设和发展，也经历过摸索、“正规化”和整风不同的时期，可无论在哪个时期，鲁艺美术专业的师生们，总是将理论教学和深入生活的美术创作紧密相连。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自己挖窑洞、建校舍、做教具，在延河洗漱、露天上课、室外作画，还上山开荒解决生存问题。鲁艺办学与发展，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其教学时长、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等，都进行过探讨。1942年5月30日，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同志专门在鲁艺发表演讲，号召师生们向劳动人民学习，站在工农兵这一边，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鲁艺美术系在7年多的办学时间里，培养学员147人，这批师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大都成为文化宣传的骨干力量，后来也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术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根本问题就是为谁创作、创作什么、如何创作。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美术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美术工作者也清楚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在群众中他们时常被当成客人看待，并没有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另外，美术工作者对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表现技法也有“追随”，对美术的功能、美术的社会作用等，存在多样化看法和争论。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美术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术工作者明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新方向。美术工作者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参加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思想和感情发生新变化，不仅拓宽了创作体裁，对新美术创作需要运用民族、民间形式的重要性也加深了认识。美术工作者在创作中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自己的作品，吸取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美术的艺术精髓，借鉴西方美术科学的写实手法，使得美术真正走进工农大众之中。同时，美术工作者也意识到，开展美术普及工作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边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关乎艺术本身的发展和提高。 延安美术创作中，版画一直都是精彩之笔，涌现出江丰、古元、彦涵、胡一川、石鲁、萧肃、张望、计桂森、王式廓、沃渣、力群等一批优秀的美术工作者。他们的创作关注现实生活，展现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根据其在太行山参加反扫荡战斗的经历创作，作品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再如1943年秋，古元跟随延安文艺界到南泥湾部队慰问，他看到部队创办的工厂，士兵一边训练一边劳动，练兵场上堆放着秋收的果实，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随即创作了两幅木刻版画《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八路军习文练武》。而他的版画《减租会》，其主题的时代内涵和艺术形式的民族气派，长期以来被作为延安木刻创作中践行“讲话”精神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美术创作充分汲取民间艺术养分，在新年画创作中表现明显。传统的中国年画，取材于各地的岁时风俗，和农业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新年画创作，无论是技法、主题，还是表达的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如戚单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古元的《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张晓非的《人兴财旺》《识一千字》、江丰的《念书好》等，都是新年画代表作。这些年画表现当时的新生活风俗，设色鲜而不艳，有健康朴素之美。这些年画投放市场后，深受百姓欢迎，经常一售而空。 此外，延安时期的漫画创作也非常活跃，张仃、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等人的作品，针砭时弊，影响颇大。图文叙事结合的连环画创作，也受到空前重视，如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力群的《模范乡村教师刘宝堂》、古元的《新旧光景》等，当时广为传阅。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为了人民。延安美术是一本“大书”，是艺术之书，也是思想之书。延安美术改写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开启了美术为人民服务的新时代。美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推动了实际的社会变革，美术工作者与群众结合，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融汇于革命斗争、社会改造的事业中，美术工作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思想感情和立场的转变，从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延安美术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的成功探索，为解决困扰中国美术“古今中西”如何选择的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探索出一条从民族、民间通往现代的艺术新生之路——这道路从延安走向新中国，一直走向未来。

天下的母亲都是孩子的菩提。她们存在的意义和责任是尽其所能让孩子生活在阳光里，自由自在、放飞自我，快乐健康、茁壮成长。 母亲是世上最累的职业，不分昼夜，分秒不停地照顾着孩子和家人，直到生命的尽头。吾母高风，一生修为，首推善心，勤俭持家，厚德载物，德助才智。母亲时常教导我们，做人贵在自在、勤俭、向善、宽容，平日要多做善事，多说善言，多行善举，待人和善，常怀感恩之心。母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她的一生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一个人的品德是无法虚伪善变的，不像穿衣吃饭那样，随四季的变化而改变；也不可能像商品一样，经包装后变得美观大方。母亲传给我们的品德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东西，就像树木的环纹，经时间沉淀成年轮。 母亲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人。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她乐观豁达，用女性的坚韧和羸弱之躯撑起一个家庭的新天地。母亲十六岁嫁给父亲，来到我们这个穷得没有窑门、一家三代单传的普通农家小院，上养三个老人，下育五个子女，织布纺线含辛茹苦，勤俭持家栉风沐雨，吃尽了世间苦，受尽了世间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停歇地把全家的日子带到阳光明媚的春天。 回想童年时代，父亲长年累月在城里上班挣工资，母亲累月长年在乡下打理家务，侍奉老的教育小的，累并快乐着。我们家的生活就如电视剧《人世间》描写的一样，贫穷而富有生机。母亲的坚强和乐观、付出和勤劳，让我们的童年生活虽清贫却不乏快乐。母亲呕心沥血地给我们兄弟姊妹提供一个看小人书、听评书、漫山遍野追着看露天电影相对温润的成长环境；给我们营造了一段玩自制玩具、斗蛐蛐、下地干活、挖药材、背馍求学、学业有成的劳逸结合式的奋斗历程。在我们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与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挫折、困难和失败，她用乐观的生活态度传递着担当，用奋斗的姿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绊脚石，清苦而打拼的一生让我们明白：再穷的日子，只要你努力了就能过到人前头去；再普通的人，只要奋斗了人生也会有最闪亮的光芒。 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只管付出，从不求回报，她用浓郁而厚重的母爱帮我们渡过人生一个个激流险滩，到达美好生活的彼岸。在我们家五个孩子成家立业、都有好前程的时候，母亲却离我们而去，把“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留给我们，永远地刺痛着我们的良心。 一个再显赫的家族，也富不过三代，而一个好的家风，却能传承千年。人生迢迢，岁月难以回首。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五载了，但我觉得母亲就在我身边。母亲本菩提，怀念常思善。怀念母亲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她“以德立身、从善做事”的家风传承下去。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该纲领第五条明确提出了“厉行廉洁政治”。（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浙江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4年拟定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这是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物。该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烽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 “廉洁政治”写入根据地施政纲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群众，在对日斗争中愈战愈勇、愈战愈强。1940年 2 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近期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向江南发展。 1943年12月29日，正值抗日战争从战略相持转向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浙东区委：“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是迫切需要的。但要以坚持敌后抗战，实行民主，推进敌后抗战文化教育，发展工商农业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作为号召。”1944年1月15日，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在四明山茭湖村召开，与会代表包括工、农、商、学等在内的当地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会上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推选连柏生为主席，并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 1945年 1月，中共浙东区委将《浙东地区施政纲领》递交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浙东纵队随后奉命北撤，开赴苏北，这也意味着浙东抗战的结束。 从浙东抗战时期的具体实践来看，这个以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施政纲领，对确立党在浙东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明确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建权、发展生产、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保障部队供给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20项条款。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作为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施政纲领，在进一步巩固浙东抗日武装、壮大敌后抗战力量、促进根据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浙东地区施政纲领》一起，也为中共浙东区委带领浙东抗日武装和人民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巴岩 摄

听说从明清开始，关中地区就有“麦客”。到了麦熟时节，有人就会雇一些忙工帮着收麦子。由于打忙工的大部分是南山里头农村人，当地就把这些人叫作“麦客”，说明白一点就是收麦子的外地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麦客也就随之消失了。1982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集体土地分包到各家各户。到了麦忙时节，农村又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样，麦客这个古老的劳务形式再次出现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成为当时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来长安的麦客，绝大部分是陕南镇安、柞水一带的人。那里是山区，麦子成熟较晚，刚好和山外有一个时间差。借这个时间差，他们就三五个人结帮搭伙出山打工收麦子。山外麦子收完，山里头的麦子也就成熟了，他们又可以回去收自己家的麦子，这样既把钱挣了又不耽搁地里的庄稼。这些人长期干农活很有经验，割麦子都是村上挑稍的把式，身上的扎挂也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上身基本都穿着很旧的深色衣服，年龄大的还要披一件黑褂褂子，下身裹着绑腿，脚上穿的千层麻鞋。头上戴个已经变色的草帽子，肩上扛一把割麦镰，镰把子上挑着铺盖。这些麦客或者集中在马路上的车站，或者游走在街道和村子里。遇到有叫工的，捏好价码就跟着走了，这一天的吃、喝、睡便有着落了。到了主人家里，他们放下铺盖，喝一口茶抽一根烟，提着磨镰水、电壶或者汤罐罐就到地里去了。 我村的地都在塬上，麦客到了地里一天都不会下塬，早饭和晚饭都是主家送了去。时间到了中午，红杠杠的日头晒得人头发晕。因为人刚刚经历了冬春，遇到这么烈的日头还有点没受下。可麦客不一样，日头越红他们精神越大，割麦割得越凶。他们脊背的衣裳都被汗水拓透了，头上的汗珠也像滚豆一样往下滴，却没有一个人要歇下来。他们说，日头大把麦秆儿就晒脆了，比早晚好割进度快。也确实，村上一等一的劳力一天能割一亩带一点，麦客一天能割两亩地。特别是被风吹倒的旋涡麦，咱们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而对老练的麦客来说，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它们顺着麦子倒伏的茬子，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一层地割，一天也要割一亩多地。割麦的时候，麦客都是弯着腰踢着割，脚下不停手不停，直至够一大捆才停下来捆成麦个子。他们都备有两张镰片，除过吃饭一天不歇气，放在一般劳力是背不住的。当时，割一亩地麦子是 8 到10块钱。麦子收完，一个麦客能挣二三百块钱，在那个年月也算一笔较大的收入了。可是，如果捺了窝子，碰上连阴雨，麦客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有人雇你，吃、喝、睡都有人管，虽然有时睡门道，总算有地方歇息。一下雨麦地进不去，麦客就闲下来了，啥都没人管了。不但挣不上钱，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狼狈的时候，他们白天要饭，晚上就睡在房檐下边。有一些好心人，看麦客们辛苦可怜，会送一点食物给他们，晚上腾出个地方让他们住下。当然，天晴能下地割麦的时候，如果这家雇佣麦客，他们也是会回报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适应了分田到户的形式，许多人腾出手来外出打工挣钱。这样一来，麦忙时家家户户都缺劳力。而山里人也有了其他挣钱门路，出来当麦客的人也少了。有一两年，我们村上人在家门口的杜曲街都寻不下麦客，开着手扶拖拉机和小车到韦曲雇麦客。那时候麦客绝对是抢手货，割麦的工价也逐年飙升，最后达到一亩地30块钱。麦客割麦要的价大了，雇主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个别人给麦客送的饭是黑馍稀汤面，有的麦子割完和麦客胡搅蛮缠不给人家工钱。由于麦客是外地人，遇到这种事往往采取忍让，即就是争竞几句最后还是自己吃亏，甚至在争执中还挨了打。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往往就闹腾到村干部跟前，闹腾到当地派出所。不过这种状况没持续多久就被收割机给打破了。那时候有些人通过麦客现象看出了商机，加之国家掏钱补贴鼓励，他们或一家或多家联合购买了联合收割机。这种机械收割的好处是速度快，而且收割脱粒一次成，省去了许多工夫和程序。因为这些机械收割的人也是帮人收麦子，有人就把他们称为“新麦客”或“铁麦客”。 21世纪后，麦客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麦客的曾经出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麦忙“龙口夺食”的压力，解决了许多家庭夏收时劳力不足的问题，避免因雨来不及收麦给人造成的损失，也是为农村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现在这种行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作者简介 王小虎，陕西省作协会员，曾有近百篇散文、小说发表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长安开发》《秦岭》等多种报刊杂志，报告文学《独臂愚公》获《人民文学》优秀奖，出版有散文集《映日荷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