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从明清开始，关中地区就有“麦客”。到了麦熟时节，有人就会雇一些忙工帮着收麦子。由于打忙工的大部分是南山里头农村人，当地就把这些人叫作“麦客”，说明白一点就是收麦子的外地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麦客也就随之消失了。1982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集体土地分包到各家各户。到了麦忙时节，农村又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样，麦客这个古老的劳务形式再次出现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成为当时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来长安的麦客，绝大部分是陕南镇安、柞水一带的人。那里是山区，麦子成熟较晚，刚好和山外有一个时间差。借这个时间差，他们就三五个人结帮搭伙出山打工收麦子。山外麦子收完，山里头的麦子也就成熟了，他们又可以回去收自己家的麦子，这样既把钱挣了又不耽搁地里的庄稼。这些人长期干农活很有经验，割麦子都是村上挑稍的把式，身上的扎挂也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上身基本都穿着很旧的深色衣服，年龄大的还要披一件黑褂褂子，下身裹着绑腿，脚上穿的千层麻鞋。头上戴个已经变色的草帽子，肩上扛一把割麦镰，镰把子上挑着铺盖。这些麦客或者集中在马路上的车站，或者游走在街道和村子里。遇到有叫工的，捏好价码就跟着走了，这一天的吃、喝、睡便有着落了。到了主人家里，他们放下铺盖，喝一口茶抽一根烟，提着磨镰水、电壶或者汤罐罐就到地里去了。
我村的地都在塬上，麦客到了地里一天都不会下塬，早饭和晚饭都是主家送了去。时间到了中午，红杠杠的日头晒得人头发晕。因为人刚刚经历了冬春，遇到这么烈的日头还有点没受下。可麦客不一样，日头越红他们精神越大，割麦割得越凶。他们脊背的衣裳都被汗水拓透了，头上的汗珠也像滚豆一样往下滴，却没有一个人要歇下来。他们说，日头大把麦秆儿就晒脆了，比早晚好割进度快。也确实，村上一等一的劳力一天能割一亩带一点，麦客一天能割两亩地。特别是被风吹倒的旋涡麦，咱们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而对老练的麦客来说，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它们顺着麦子倒伏的茬子，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层一层地割，一天也要割一亩多地。割麦的时候，麦客都是弯着腰踢着割，脚下不停手不停，直至够一大捆才停下来捆成麦个子。他们都备有两张镰片，除过吃饭一天不歇气，放在一般劳力是背不住的。当时，割一亩地麦子是 8 到10块钱。麦子收完，一个麦客能挣二三百块钱，在那个年月也算一笔较大的收入了。可是，如果捺了窝子，碰上连阴雨，麦客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有人雇你，吃、喝、睡都有人管，虽然有时睡门道，总算有地方歇息。一下雨麦地进不去，麦客就闲下来了，啥都没人管了。不但挣不上钱，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狼狈的时候，他们白天要饭，晚上就睡在房檐下边。有一些好心人，看麦客们辛苦可怜，会送一点食物给他们，晚上腾出个地方让他们住下。当然，天晴能下地割麦的时候，如果这家雇佣麦客，他们也是会回报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适应了分田到户的形式，许多人腾出手来外出打工挣钱。这样一来，麦忙时家家户户都缺劳力。而山里人也有了其他挣钱门路，出来当麦客的人也少了。有一两年，我们村上人在家门口的杜曲街都寻不下麦客，开着手扶拖拉机和小车到韦曲雇麦客。那时候麦客绝对是抢手货，割麦的工价也逐年飙升，最后达到一亩地30块钱。麦客割麦要的价大了，雇主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个别人给麦客送的饭是黑馍稀汤面，有的麦子割完和麦客胡搅蛮缠不给人家工钱。由于麦客是外地人，遇到这种事往往采取忍让，即就是争竞几句最后还是自己吃亏，甚至在争执中还挨了打。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往往就闹腾到村干部跟前，闹腾到当地派出所。不过这种状况没持续多久就被收割机给打破了。那时候有些人通过麦客现象看出了商机，加之国家掏钱补贴鼓励，他们或一家或多家联合购买了联合收割机。这种机械收割的好处是速度快，而且收割脱粒一次成，省去了许多工夫和程序。因为这些机械收割的人也是帮人收麦子，有人就把他们称为“新麦客”或“铁麦客”。
21世纪后，麦客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麦客的曾经出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麦忙“龙口夺食”的压力，解决了许多家庭夏收时劳力不足的问题，避免因雨来不及收麦给人造成的损失，也是为农村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现在这种行当虽然消失了，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作者简介
王小虎，陕西省作协会员，曾有近百篇散文、小说发表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长安开发》《秦岭》等多种报刊杂志，报告文学《独臂愚公》获《人民文学》优秀奖，出版有散文集《映日荷花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