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二月的上海，空气中还透着清冷，沿着重庆南路，走进位于205弄的万宜坊，瞬间变得安静了许多。只见两排砖混结构的三层法式建筑在街巷两侧静静矗立，米黄色的水泥拉毛饰墙透着古朴，红瓦砌就的孟莎式屋顶又显得静谧，黑色线条的老虎窗在红瓦中探出。里弄内建有楼房100多栋，门牌为54号的建筑是联排小楼中的一个，若不是黑漆铁门左侧的外墙上悬挂着“韬奋纪念馆”的木牌，这里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1930年至1936年，中国近代杰出出版家、新闻记者、卓越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在此地。 韬奋故居是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如今，这故居连同隔壁的53号建筑一起被国家批准设立为韬奋纪念馆，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题写馆名的烫金大字镶刻在53号门牌左侧的墙壁上，以更醒目的方式提醒人们这里的所在。 万宜坊始建于1928年，是法商万国储蓄会投资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邹韬奋和家人搬来此地，一是因为这里相对平静安全，有利于专心写作；二是距离他工作的《生活》周刊编辑部比较近，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正如王安忆在小说中写到的上海弄堂，“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进入大门内是浅浅的院子，右手边靠墙的花坛里栽种着四棵树木，已经高过二楼的阳台。两步走上台阶，便步入了一楼的会客厅，不大的空间里，桌椅、沙发、茶几被摆放得井然有序。吊灯下，四把木质圈椅围着一张小圆桌，南面的窗户下是一溜沙发。左手边壁炉的上方是邹韬奋母亲查氏的肖像，对面墙上是夫人沈粹缜的刺绣书法及装饰画。当年这里曾高朋满座，邹韬奋与好友胡愈之、杜重远等常在此彻夜长谈，与同事、朋友商讨办刊、办书店的想法及如何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26年，邹韬奋开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在他的主持下，刊物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断抨击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发行量很快就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笔名“韬奋”多是发表严肃的时事评论用的，并由此闻名。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不断发文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日寇的妥协行为。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共产党人救亡图存、为国牺牲的精神深刻影响了他，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活》周刊成为抗战的舆论中心阵地。1932年7月，邹韬奋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在《生活》周刊附属的“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也就是现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分支店达到56家。 穿过客厅前行，经过一道门，顺着楼梯，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经过一处亭子间，这个斗室就是邹韬奋的工作室兼书房。不足7平方米的空间里仅放得下一张书桌、三架书橱和一把椅子，书橱里摆满了他海外流亡时购得的英文和俄文书。书桌上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是1932年至 1933年间，邹韬奋利用每天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这张书桌前编译了这本书。他当时的月薪并不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从来不拿稿酬，只靠业余翻译一些外文书籍来贴补家用。在这里，他经常奋笔疾书至深夜，写下无数篇针砭时弊、让敌人战栗不已的社会评论；在这里，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通信共商国是及出版事宜；在这里，他回复报纸栏目“读者信箱”里的来信，和广大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2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隆隆炮声打破了亭子间里那张书桌的平静。在纷飞的战火中，邹韬奋撰写了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并配上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照片在《生活》周刊上连载。他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愤怒声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他奔走在城市的不同人群中为十九路军征募军需品和慰劳品，在沪西设立生活伤兵医院。他先后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但因为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这个对亲友温润如玉、对敌人诤诤傲骨的人被迫开始了两年多的海外流亡生活。1935年8月，海外漂泊结束一回国，他就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 拾级而上，二楼是一间附带盥洗室的卧房，南向还有一个小阳台。室内墙上挂着邹韬奋与家人的照片。这里的布置都是根据夫人沈粹缜的回忆复原，家具依然是当年使用过的模样，没有华丽的陈设，简朴的布置却营造出家庭的温馨，这里留下了邹韬奋一家人和睦美好的时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工作令他多么疲惫，时局令他多么愤懑，只要回到家里，邹韬奋总是对妻儿温柔以待。每天早上，沈粹缜都会站在二楼的阳台，目送邹韬奋夹着装满稿子和读者来信的公文包，行色匆匆地融入人流。 温馨和睦的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1936年11月，邹韬奋因积极参加和领导救国会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自此，邹韬奋及家人就离开了这个生活学习和战斗了6年之久的居所。出狱后，他辗转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来到隔壁的韬奋纪念馆，戴着眼镜的邹韬奋半身铜像摆放在展厅的中央，四周陈列着邹韬奋的生平事迹与资料照片，包括他的手稿、主编的报刊，以及各种版本的著作。他一生著述甚丰，有《经历》《萍踪寄语》等著作及文章，玻璃展柜中《生活》周刊上手写体的“生活”二字让人倍感亲切。 走出门外，回望一眼万宜坊的这幢小楼，二楼亭子间的灯仿佛还在彻夜亮着。穿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那盏光始终不灭，已成为无数新闻出版人心中的明灯，感召着更多的人为祖国、为民族挥洒热血、倾献精诚。

盛夏，父亲顶着草帽，穿着一件绿色的背心，两只黝黑的胳膊在阳光的照射下居然发亮。他牵着老牛往打麦场去的时候，我们也从池塘边的树荫下爬起来，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 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打麦场上的老牛也不停“哞哞”叫着，父亲扯着拴在牛鼻子上的绳子另一端，以自己为圆心，让老牛拉着石磙在打麦场里不停地画着圆圈。石磙的后面还有一块石砬子，被它们碾压过的麦秸慢慢变得发亮，蓬松的麦秸缓缓地倒了下去，打麦场慢慢变成一片光洁的地方。我们在打麦场上不停地翻着跟斗，也不管上面脏不脏，热不热，索性躺在那里翻滚，那软软的麦场，比家里的硬板床可舒服多了。 草帽下，父亲黝黑的脸上堆满了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摇头，他说我们捣乱，又怕老牛拉的石磙碰到我们，让我们去远处玩。我们就学着小学课本里那些小八路的样子，嘴里喊着“冲啊”，开始向边上的麦秸垛发起冲锋。父亲见这情形，索性喊我们过去，“二丫，既然你不怕热，你就在这里赶牛吧。”说着，父亲就把牛绳递给了我，他去边上整理其他东西了。我牵着牛绳兴奋地吆喝着老牛:“驾驾驾——”我还得意地冲老牛扬起手里的鞭子。糟糕，牛尾巴翘起来了，我赶紧喊父亲:“爸，老牛要拉屎了。”父亲只顾忙他的活计，不理我。我不得不拿起边上的粪箕，塞到牛屁股后面，果然老牛正好拉在粪箕里。我收拾停当，继续赶着老牛在打麦场里画圆圈，感觉很有成就。 父亲来换我的时候，我也不走，而是一屁股坐在石砬子上面，让老牛拉着我跑，那种感觉真叫个爽，最起码比坐板车舒服多了，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以前父亲也让我坐在上面过，父亲说可以增加点重量，麦秸麦穗都会碾压得快一点。等到打麦场里的麦秸像一面镜子一样平整的时候，老牛便会被我拉到打麦场边上的白杨树下休息了。 我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忙活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把裹着麦糠的麦粒往打麦场中间聚拢，我和弟弟每人一把木掀，看谁跑得快，都是光着脚丫子，只穿一件短裤，脸被晒得通红通红的。当我们把粮食聚拢到一大堆的时候，太阳早已偷偷地下了山。 从打麦场回家，经过那片池塘的时候，我们便会被池塘里的欢笑声吸引了去。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那里爽快地洗个澡，大人们边洗澡，边闲拉呱，比一下谁家的麦子收成好。一天的疲惫似乎都被池水带走了，第二天又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架势。 如今又到麦季，打麦场却消失了，与打麦场一起消失的还有老牛和那些被父亲当做宝贝的农具。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在地里不停忙碌着，大约一两天的工夫，干净的粮食已被拉回到宽敞的院子里了。只有那些上了年龄的人，在茶余饭后还会偶尔提起当年打麦场里的乐趣。

“今儿天不好，就别去唱了，也唱不出来啥名堂。”见老伴对着镜子“咿咿呀呀”地试嗓子，老沈从报纸下抬起眼来说。老伴人称阿玉，六十来岁，早些年曾是县剧团的演员，早些年扮相不差，剧团对她也还算器重，无奈剧团早早解散了。 “看你的报纸吧，你个老榆木疙瘩。”阿玉用练了大半辈子的丹凤眼剜了老沈两眼，“剧团要是不解散，我早出名了。” “就你？”老沈摇摇头，继续看自己的报纸，再说下去，老两口又要干上了。 阿玉拿起自己的家伙头走出门去，晚上社区有演出，她是主角儿。公园里，几个要好的老姊妹已在等她了。她们一伙退休后闲着没事就排点小曲儿，逢年过节给社区居民义务表演，出不了大名，出个小名也不错。 阿玉正凄凄哀哀地唱着越剧《梁祝》，一个编导模样的人走过来，围着阿玉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又喊了另外的人过来看，说是省电视台模仿秀剧组的下来海选。大家频频点头，眼里透着惊喜。待阿玉唱完，其中一个递上名片－－果真是省电视台模仿秀栏目组的。他们又让阿玉唱了一小段《玉堂春》，连说：像，太像了！并告诉阿玉在家等通知，说推荐她去省城参加模仿秀。 阿玉回到家，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越看越觉得自己像名角儿。唉，都怪剧团那么早解散，误了前程。越想越觉得现在是老天爷开了眼，机会来了。于是，哪里也不去了，每天在家练《梁祝十相思》选段，还花大价钱购置了全套的戏服，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了大舞台上，在全国观众面前一夜成名。 老沈见其走火入魔般，便提醒她：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把年纪了，还是安心在家过日子。阿玉闻此总是撇撇嘴，道：“等我出了名……”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剧组那边始终没有消息。电话打过去总是忙音。眼看着“模仿秀”的总决赛也开始了，也没人通知自己。阿玉失神地看着电视上的比赛，里面各种名人，根本没自己啥事儿……她怎么也想不通，神情有些恍惚，起身一个趔趄，眼前一黑。 中风后的阿玉，口鼻歪斜，大小便都得老沈侍候，更别提唱戏出名了。 老沈几年来没日没夜地侍候着半身不遂的阿玉，毫无怨言。 有一天，社区干部到家里来，说：老沈啊，你这下可出名了，你侍候老伴的事迹报上去后，入选了感动人物，让你明天去省城领奖。

李肖容 摄

我有两个旧的铁皮文具盒，一个图案是武松打虎，一个图案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每每看到它们，思绪就会回到1975年。 那年我八岁，上小学三年级。一天，数学老师说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公社数学竞赛，我听后兴奋不已。 比赛那天，我早早起来，母亲起得更早，用铁鏊做了两张白油馍，我装进书包，就随着老师上路了。 竞赛要到公社高中校区，有十多里路，老师领我走小路，中途饿了，拿出一个馍吃，真香啊。来到竞赛地点报到后，老师把我带进考场。考卷题量非常大，我一鼓作气把题做完了。又检查一遍，铃声响了，交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科竞赛，对成绩没有什么妄想，倒是常常回味母亲做的美味早餐。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学校开会对数学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的选手进行表彰。当校长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老师催促，我才慌慌张张上了台。校长给我披上一条红绸缎、左前胸戴上一朵大红花。我那时个子很小，花显得很大，红得亮眼。校长又发给我奖品：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还有一个漂亮的铁皮文具盒，正面是武松打虎的图案。散会后，我披绸戴花走在全班同学的前面，小伙伴们抢着看文具盒，争着讲武松打虎的故事。晚上回到家，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才仔细端详起文具盒上的图案：有山，有松树，月亮挂在空中，像玉盘一样皎白，武松骑在虎背上，死死摁住虎头，右拳高高抡起，老虎张牙舞爪挣扎，木棒断为几截散落在地上。 在家里，姐弟们也争着看文具盒，二姐看得最认真，睡觉也抱在手中，于是我忍痛割爱把文具盒送给了二姐。后来二姐高中毕业回村任教，为我补习语文和英语。她一直念念不忘我送她的文具盒。 那次数学竞赛获奖一个月后，周末放学回到家，看到院里的自行车，我知道父亲回来了。父亲在市里上班，每周末都骑自行车回家。父亲不苟言笑，对我们很严厉。他一回来，我们几个孩子的小心脏就收紧了。父亲在椅子上坐着，我低着头嘟哝了句“爸”，然后看到母亲往里屋走去，出来时手里多了件东西，喊着“新保，你看”！一个文具盒，崭新发亮。“孙悟空图案文具盒？哪里来的？”母亲说是父亲在市百货商店买来给我的。我一把抢到手，仔细端详：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远处瀑布飞流直下，近处祥云密集，孙悟空单脚踩踏在祥云之上，右手搭凉棚，左手执如意金箍棒，闪着火眼金睛向远处瞭望。当时年龄小，不能理解父亲的用心。直到多年后父亲患病离开了我们，突然想到，父亲买文具盒是对我比赛获奖的肯定，更是对我把“武松打虎”让给二姐的奖励，他希望我们学习好，更希望我们懂得爱与谦让。但这只能是猜想，泪眼无语，永远没有机会向父亲求证了。 拿到孙悟空图案文具盒的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教室，把它放在课桌上看着孙悟空的经典动作，静静地独自享受。打开文具盒，里边是乘法口诀，高兴地念出声来。小伙伴一个个围上来看，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回到各自座位。那段时间课余游戏，就是模仿孙悟空的经典动作，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嘴里念念有词：“师傅，前面有寺庙”“八戒，前面有妖怪”……比谁学得像，看谁更有趣。那个年代，小小文具盒吸引了孩子们多少目光，增添了多少儿时的乐趣啊。 时光荏苒，我们兄弟姐妹相继成家立业，过着简单、幸福的日子。两个文具盒慢慢生锈，静静地躺在抽屉里。颜色淡了、画面模糊了，但积淀的感情愈来愈浓……

“我人在福州，心在山区、老区，经常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红军寮，存放着一封开国少将刘永生1967年3月写给平和老区的回信。 回信的背后，是一段鱼水情深。 平和县地处闽粤边陲，是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9月一天，芦溪镇弄猴村村民陈良文、陈方邻叔侄夜宿山上草寮，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良文开门一看，是三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 一阵寒暄，陈良文得知，来人正是时任闽西红军游击队支队长刘永生、警卫员罗炳钦和战士江阿岩。原来，刘永生带领闽西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西南，在湖雷遭遇白军发生激烈战斗。战斗中，刘永生、江阿岩负伤，正一路躲避敌人的搜捕。 闽西红军的英名，叔侄早有耳闻。陈良文当即安排侄子煮饭、采摘草药，用米汤加上捣碎的青草汁给伤员处理伤口。数日后，陈良文又费尽周折，请来民间骨科医生为他们疗伤。 伤愈之后，刘永生提出要在候山建立根据地，在坝心林埔建立交通联络站。陈良文叔侄主动要求担任交通员，在闽西交通员陈凤麟的带领下，担负起候山根据地通讯联络的职责。 此后，陈良文的几间草寮就成了这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落脚点，游击队伤员疗伤、休整的“后方”。红军给陈良文购买物资的钱张张崭新，每次去购买物资的时候，陈良文都把钱反复揉搓，或用木炭、泥土沾染后，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店铺零星购买，再趁夜深人静用装木炭的袋子悄悄挑回草寮…… 像陈良文这样，用不同的方式和身份，支持红军的不在少数。 1935年 6 月初，闽西南红九团小分队在芦溪镇双峰村遭遇国民党地方民团伏击，只得迅速向漳汀村转移，准备到永定与刘永生部队会合。 小分队抵达漳汀河时，原河面的简易木桥已被暴涨的洪水冲毁。追兵紧咬不放，情况万分危急。 “快，赶快！救红军去！”得知红军过河受阻，群众纷纷赶来帮忙。水势湍急，木材架上桥墩就被水冲走，漳汀村苏维埃主席陈加定连忙召集了四十多个青壮年用肩膀扛着木材下到水里搭桥，无法正常通过的伤员，漳汀村民就让他们坐在打稻谷的桶里，群众有的推、有的拉、有的扶，总算让伤员全部过河。 红军过河后，群众又迅速推掉木板桥，阻碍追兵。得知此事，时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刘永生承诺：“待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在漳汀河上建造一座红军桥。” 1959年，在刘永生的关怀下，一座宽3米、长70多米的大木桥横跨漳汀河两岸。几年后，一次山洪把木桥冲垮。得知消息，刘永生马上协调各级老区办拨款，于原址重建大桥。这座桥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红军桥”。 为感谢刘永生对老区群众的关心，陈良文等人请人代笔向将军寄去书信。刘永生回信，鼓励老战友们要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军民鱼水情，最是动人心”。收到回信后，陈良文、陈方邻等牢记嘱托，继续学习，记录下当年那些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