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1915年-1940年），原名李翠英、李秀若，福建省龙溪县人，幼年为侨眷收养。1929年回国进入集美学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时代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任牺盟会总会干事、大同中心区宣传委员，晋绥边区宣传委员兼第八游击支队队长等职。1940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同志而牺牲。 李林先烈： 初识你，是在那年秋天，我来到后人为你建造的纪念园，园区坐落在你的母校——厦门市集美中学延平楼西面。 还记得，园外你的铜像，跃马提枪、英姿飒爽。透过塑像，我仿若看到你如火的内心，我细细阅读碑上镌着的你的生平，随后用相机留存你不朽的面容。回程后，我四处找寻你的故事，敬仰之情也随着对你了解的深入而愈发深切、愈为浓烈…… 巾帼不让须眉，李林，你就是当代的花木兰——勇敢、自信、无畏。 作为全国唯一的归侨抗日女英雄，你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贞德”。无数美名加诸你身，以至于我们时常忘记，那时的你也同我们一样，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你是那个14岁心怀家国、发奋回国读书的有为侨生；你是那个16岁走进抗日队伍，20岁就写下铮铮誓言、屡建奇功的爱国女战士。 穿过厚重的历史云烟，你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你为掩护地委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壮烈殉国，当时你已怀有三个月身孕。作为准母亲，你是如何做到舍生忘死，毅然赴战场前线的？我虽未为人母，但何尝不知一位母亲对见证孩儿呱呱坠地、步步长大的万分憧憬。而你，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忍痛割爱。 我一步步“走近”你的内心，也时常为寻得与你的“共鸣”而欣喜不已。 你在14岁那年以“归国侨生”身份考入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我也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另一所学校——厦门大学，度过四年求学时光；你在集美学校时，因受陈嘉庚爱国精神感召而投身抗日救国运动，而在和平年代的厦门大学，我亦深受陈嘉庚倾心教育事业之诚心鼓舞，两次前往西藏高原支教，为藏区教育奉献绵薄力量。 为实现救国壮志，你做足了准备。你曾在国文课上抒发“要效法花木兰杀敌报国的决心”“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你的决心不光写在纸上，更是发奋读书并坚持体育锻炼，因你明白“文弱书生不能上前线”。我也曾为实现赴西藏支教心愿开启长达半年的体能训练，瘦弱之躯因此强壮起来，以健康体魄顺利赴藏。毕业那年，我选择到基层去，将为民服务宗旨记于心、践于行。这时的我，终于一步步向当年的你靠近了……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封信时，不禁为与你有过契合深感自豪。 我无数次以同龄女青年之身份，置身你的立场，却仍感慨，究竟是何等的勇气，才使得一名女学生如此无惧无畏。那是信仰的力量，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 李林，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党员队伍在日渐壮大。共和国青年正努力建设青春之中华，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山河无恙，灯火万家，你看见了吗？

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些糟心事，每天周旋在失眠和忧虑之间，为了把它们扔进海里，我旋即买了一张飞往海南的机票。 待在海边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抽时间处理着未结的事情。要承认的是，对于肩上担负着责任的成年人，想要彻底摆脱世俗的繁芜，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干脆的。 一天下午，我接到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个文件，便赶紧奔向附近的文印店去处理，正当我匆匆赶到文印店门口的时候，我在巷口突然看到了几个在地上玩着弹珠的孩子，他们争夺着，计算着胜负，时而认真，时而放声大笑，雨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悄悄地落在了他们洁白的校服上，我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仿佛落雨与他们无关，路旁的车水马龙也与他们无关，在整个世界里，除了弹珠，都与他们无关。 雨越下越大，落到房檐上的雨水，都顺着瓦片滴落下来，凝聚在巷子的墙角下，渐渐地汇聚成了一条小河。几个孩子丝毫没有因为落雨而影响他们的兴致，反而与这条简单的小巷，哗哗的雨水，印成了一幅最美的风景画。我望着这一切，并没有走进巷子打扰他们，只是默默地注视，不禁想到他们的父母应当快要来巷口叫他们回家吃饭了吧，眼角便不自觉渗出了泪水。这一幕场景早已在我的脑海中存放了二十多年，虽处天南海北，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但这份简单与纯真，却可以跨越地域、穿越时空，在几十年后的某处交汇，那个邻里之间还很热情、家人长辈身体还都健康、孩子们都对着银河充满幻想的时空。而眼前这相似的小巷，相似的雨，不同的人，竟生命中一个偶然的瞬间，染成了一幅完全相同的感人图画。 我很庆幸心里还默默藏着一个叫做家乡的小角落，那座飘满人情味的小城静静地伫立在心底，小城夏季还有那条曾经日复一日玩耍过的雨巷，虽然早已消逝，但仿佛总在日复一日地等着我归来。无论我走了多远，看过多少风景，再闪耀的霓虹也不能像小城的雨巷那样给予我深深的归属感，让我不论身处何方，不论何时何地，都知道心底的那片归宿、那个最柔软的角落是在哪里。

想在烈日当空的酷暑中寻觅一丝清凉，真要说一说那一池碧水中的映日荷花，那百顷风潭中的十里荷香。 美丽的夏日黄昏，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泛舟游湖，她兴致勃勃地在藕花深处观荷赏莲，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霞光满天，此情此景，让人心旷神怡，才华横溢的女词人便写下一阙清丽的词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画卷，极具情韵之美。 在一个酷热的夏夜，日影西落，明月东升，诗人孟浩然披散着头发，静静地卧在窗边乘凉，晚风轻拂，送来荷花的阵阵幽香，露水顺着竹叶上缓缓滴落，发出清脆的声响。此情此景，让诗人浮想联翩，便欲拿出古琴来弹奏一番，但诗人又感慨此刻并没有知音来欣赏自己的美妙音律，于是提起笔来，写诗一首，遥寄远方的友人：“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孟浩然的诗句情趣盎然，余韵悠长，让人读后回味良久。 荷花在夏日里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诗词名家笔下的美丽诗句，还有那些生机勃勃、夏意盎然的生活景象。 碧水红莲随风摇曳，蜻蜓小荷相映成趣，灵秀的少女含羞低头摆弄着莲子，淘气的小儿横卧在溪头剥着莲蓬，小鱼在莲叶间嬉戏，轻舟在荷丛中荡漾，有人悠悠地唱起了小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歌声婉转如黄鹂，伴着幽幽的荷香，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荡漾，夏日风光无限好。 十里荷香，万缕荷风，将酷暑的炎热驱散，也如甘霖般滋润了人们的心田。

日间，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状态，写的是“书最重了”，对此，心里深有同感。 我素来喜欢读书，也常买书籍。相比于同样尺寸的其他物品，书的份量无疑要重上许多。想要求证这一点，你只消在书包里装满书籍，再把书籍取出来装上零食或者别的什么物件，就可以轻松得出结论。想来，份量太重也是许多爱书入迷的人舍却纸质书，转而求诸电子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当然，得出“书最重了”的结论，绝不只是因为它的份量很重，更在于藏在书中的瀚如云海的知识。这些知识虽然提溜不起来，在人心中却如泰山一般。 书中的知识包罗万象，有大江大河，也有溪流宛转，有崇山峻岭、巍峨险峰，也有低矮山丘、近海平原。书里藏了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你曾经去过，有的你不曾去过，就像有些风景你曾经领略，有些风景你未曾领略。书中的好些名词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 它比这个世界上最博学的人懂得的还多，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从文学社科到草木虫鱼，从鸟为什么会飞到未来我们向哪个方向发展……正是因为有着许多陌生的新奇的东西，当你捧起书本的时候，你好似把它们全都揽入了怀中，把那些未知变成了已知。收获的东西多了，自然也就觉得重了。 要知道，你捧起的不是书而是知识啊，而且是填补空白的知识，焉能不重？

巴新建 摄

我爱苦瓜。因为它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凉拌苦瓜丝，爽口开胃；青炒苦瓜片，明目解毒；水煮苦瓜条，益气补肾。 记得小时候，清明前后，父亲总是在门前的一块菜园里，虔诚地种上一粒粒苦瓜籽，我总忘不了关注它的发芽，生长。施肥，拔草，遇到干旱，便不辞辛劳地端着水，一盆盆地浇灌着。嫩黄的芽儿，苗条的枝儿，绮丽的叶儿，天天伴着阳光，伴着星月，伴着春风，伴着雨露，伴着蟋蟀的叫声，伴着主人殷切的目光，摇曳多姿地攀援而上。每到周末，我总要从苦瓜蔓上小心翼翼地摘下几个，拿回家里美餐，也及时收获熟透的苦瓜用来留作种子，当然是最大最好的。 七八十年代，属于“瓜菜代”的年代，我吃过榆钱饭，菜根，金黄的王米面粑粑，带红色的高梁面。日子真比苦瓜还苦。弟妹们多，经常家里缺粮，父亲总是夹着口袋东借西借的，那年月却苦中有乐，不觉得苦。还是尽心尽力地工作着。“治世在于养贤，养贤莫若学校，”我一心一意地从着教，所在的学校，所在的班级，都成了先进，“不厌菜根，百事可为。吃得苦瓜，方能成才。” 这么多年一闪而过，对苦瓜的爱恋非但未随时衰减，反而与年俱增。每年都在希望的春天播种，在成熟的过程中摘食。在七月流火的时候收获种子，即使秋去，冬来，仍耿耿于怀。岁月恍若隔年，不经意间从指缝间流过。我依然爱着苦瓜，依然热爱生命，热爱事业，伴随着我的，永远是昂扬的意志，乐观的情怀，思维创造着的灵魂，在教书之余，我要感谢以往，感谢生活，感谢苦瓜，是苦瓜扬起了我生命的风帆。 苦瓜菜十味俱全，最能比况人生百味。有时，我会突发奇想：莫非人生也是幻化了的苦瓜。

（二） 陵为之终，即古人常讲的慎终之意。生有所养，死有所葬，民德就能归于淳厚。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好的仁政。慎用六柄，是对齐桓公而言的。六柄，即生、杀、贫、富、贵、贱。慎用即不可顺着自己内心的好恶行事，而是要“断于法”，即严格依法行事。管仲指出，贤明的君主设立法度，昭示于天下，群臣百姓就会有规矩可以依循，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上上下下都按照法的要求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诈伪之人就无法欺瞒其主人，嫉妒之人就无法使用其贼心，谄谀之人就无法施展其淫巧。因此而言，“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齐国的内政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向心力得到明显提升。 （三） 管仲还特别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在他看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联系到他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必定首先要使百姓富足起来，百姓如果富足了就容易实现治理，百姓要是贫困的话就很难治理。换句话说，“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这就把贫富不均的重要性给提了出来，意味着要想使国家法令畅行，万民安定，就要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不然的话，人若太过富有就会不听指使，太过贫贱则不知道羞耻，都不利于国家的安稳。所以，一定要“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简言之，即通过一定的法令和措施使财富较为平均地分散在百姓之中，避免造成财富的倾斜和两极分化。统合其礼治的思想，管仲的改革实际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不得不说100多年后孔子提出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与此有相通之处。 在外交方面，管仲主张“尊王攘夷”，在内维护周天子的权威，遵守礼乐秩序，在外抵制侵袭，赢得了四邻亲善，天下诸侯称仁。据《史记》所载，“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谷梁传》说，“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会是会盟，兵车指的是带着军队，乘车和衣裳之会则不带军队，集中彰显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史载齐桓公制止诸侯之间的暴行，不得滥用武力；同时还保卫诸夏之地，不受侵扰，使得大国惭愧，小国归附，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历史地看，管仲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有着天下的意义。他的着眼点虽然在齐国，但其视野却是整个中原。他能在当时周室王权衰落的情况下自觉地担当起君臣之间的道义，恪守礼乐制度的尺度，非常难能可贵。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作为春秋以来的第一次改革，也给后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参照。管仲改革的深层次意义体现在文化上对宗周礼乐文明的维护与传承，他极大地凝聚了中原诸侯国人们的精神共识，有力地推动了彼此之间的进一步融合。钱穆先生从四个层面来解读中国封建王朝的善治内涵：第一，尊王；第二，攘夷；第三，禁抑篡逆；第四，裁制兼并。这四者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过程中都得以体现，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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