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陵为之终，即古人常讲的慎终之意。生有所养，死有所葬，民德就能归于淳厚。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好的仁政。慎用六柄，是对齐桓公而言的。六柄，即生、杀、贫、富、贵、贱。慎用即不可顺着自己内心的好恶行事，而是要“断于法”，即严格依法行事。管仲指出，贤明的君主设立法度，昭示于天下，群臣百姓就会有规矩可以依循，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上上下下都按照法的要求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诈伪之人就无法欺瞒其主人，嫉妒之人就无法使用其贼心，谄谀之人就无法施展其淫巧。因此而言，“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齐国的内政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向心力得到明显提升。
（三）
管仲还特别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在他看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联系到他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必定首先要使百姓富足起来，百姓如果富足了就容易实现治理，百姓要是贫困的话就很难治理。换句话说，“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这就把贫富不均的重要性给提了出来，意味着要想使国家法令畅行，万民安定，就要重视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不然的话，人若太过富有就会不听指使，太过贫贱则不知道羞耻，都不利于国家的安稳。所以，一定要“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简言之，即通过一定的法令和措施使财富较为平均地分散在百姓之中，避免造成财富的倾斜和两极分化。统合其礼治的思想，管仲的改革实际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不得不说100多年后孔子提出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与此有相通之处。
在外交方面，管仲主张“尊王攘夷”，在内维护周天子的权威，遵守礼乐秩序，在外抵制侵袭，赢得了四邻亲善，天下诸侯称仁。据《史记》所载，“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谷梁传》说，“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会是会盟，兵车指的是带着军队，乘车和衣裳之会则不带军队，集中彰显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史载齐桓公制止诸侯之间的暴行，不得滥用武力；同时还保卫诸夏之地，不受侵扰，使得大国惭愧，小国归附，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历史地看，管仲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有着天下的意义。他的着眼点虽然在齐国，但其视野却是整个中原。他能在当时周室王权衰落的情况下自觉地担当起君臣之间的道义，恪守礼乐制度的尺度，非常难能可贵。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作为春秋以来的第一次改革，也给后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参照。管仲改革的深层次意义体现在文化上对宗周礼乐文明的维护与传承，他极大地凝聚了中原诸侯国人们的精神共识，有力地推动了彼此之间的进一步融合。钱穆先生从四个层面来解读中国封建王朝的善治内涵：第一，尊王；第二，攘夷；第三，禁抑篡逆；第四，裁制兼并。这四者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过程中都得以体现，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晋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