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大人在生活中，常常“不响”；到了耄耋之年，更是事事“不响”。    “不响”，在最初我的印象中，是遇事为人不表示鲜明的立场观点，装聋作哑、圆滑、“门槛精”，因此，我一开始对岳母有些偏见。    记得第一次上门拜见岳母，她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几乎一声不响，与岳父大人的热情款待形成鲜明对比。人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毛脚”才能转正。面对如此光景，我简直如芒在背，浑身不自在，又必须正襟危坐，一顿饭吃出了一身汗。    去岳母家次数多了，发现她生性省吃俭用，为了两个儿子婚娶，退休仍在酒店帮佣，无怨无悔。听女友说，她家平时也就粗茶淡饭，只有女婿上门，才烹饪些许荤菜，他们算是沾光。我慢慢发现，岳母并非“抠门”。岳父知道我喜欢吃鸡，总是去熟食店买半个白斩鸡，不停地叮嘱我多吃一点。而岳母望着一桌菜，还要花钱另外买白斩鸡，沉默不响。有次舅子在饭桌上小怼岳母：“今后再不要带‘预制菜’了，都吃厌了。”岳母终于憋屈地“响”了：“知道了。”才知道，这些“美味佳肴”，都是酒店客人吃剩的，岳母带回家再进行烹饪加工。但我并不觉得冤屈，反而对她多了一份理解：她是用牙齿缝里省下的钱，才能翻造假三层楼房。我十分敬重岳母的勤俭持家，因当时我希冀，有朝一日也能通过打拼拥有自己的一间房。    日月荏苒，岳母养育的五个子女先后成家立业，她也该享福了。孰料，罹患大病的岳父去世，岳母抵御不了丧偶的伤痛，精神一蹶不振，走路略显蹒跚，且基础病又多，每天要服七八种药。我与妻每次去看她，发现她总是满脸愁云密布。确实，年已耄耋的岳母，一个人生活已是力不从心。我们征询她养老的意愿，可她总是说：“听你们的。”随后就不响了。五个子女，有的主张送她去养老院，有的主张请保姆照顾她，问她选哪个方案？她还是那句话：“我年岁大了，听你们的。”    最后还是定了养老院。住了一年了，周末又去看她，岳母又说：“谢谢你们大老远来看我，我很好，放心吧。”接着我们再怎么与她唠嗑，她总是不响。回家路上，我告诉妻子，岳母“不响”，潜台词是想与儿女住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妻子诘问。我说：“王家卫对‘不响’有个坦诚的释解：‘不响，不代表沉默，而是一种留白。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或是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响。只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岳母就是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人，其实，她是不想为难子女。”妻子也不响了，若有所思。    不久，岳母生了一场重病，开刀治疗后出院，她有些激动地说：“能不去敬老院吗？想与你们住一起。”岳母最终“响”了。然而兄妹五人意见并不一致。最后大姐拍板说：“妈平时处处不响，是她拎得清，不想为难我们，如今妈大病初愈，终于发话了，这是老人发自肺腑的心愿，我们做子女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满足。”大女儿率先带头，扛起陪伴照顾母亲的重任，之后，每家再依次轮流两个月。岳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俗话说，5个手指头有长有短，每家照顾岳母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问起在哪家住得习惯舒心，她总是脸带微笑地说：“都是我的儿子女儿，照顾得都好。”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不响”是一种明白，“响”是一种心声。“响”与“不响”，都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表达，都需要去理解。不说的话，需要我们用心去倾听；说出来的话，值得我们用心去尊重。我相信，不光是对老人，在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学会听懂有声无声的语言，尊重他人，互相包容，才能活得通透愉悦。

    有人说，你喜欢一个季节，必定是它装有你的故事。    我喜欢春天，缘于风筝。“风筝飞得再高，也得有一线牵连。”30多年了，邹老师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邹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为他，我的年少时光有了不一样的色彩。教室内，邹老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幽默的讲课方式，让每名学生都循着他的思路奔跑；教室外，他带我们走向田野、奔向山坡、追逐树林，与自然对话，感受季节更替，体味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美妙和神奇。    记得三月的一天，邹老师带我们去南山坡放风筝。春天的南山坡，花儿争奇斗艳，小鸟穿梭林间，我们在山坡上肆意奔跑，风呼呼地在耳边响着，有力有度，是风筝最喜欢的风。    邹老师说，飞翔在天空中的风筝，视野广阔。它能俯瞰小镇宽广的土地、密匝匝的竹林、流淌的河水，还有散落在田间的村庄、牛群。望着翱翔的风筝，我们沉浸在对远方、对小镇之外美好的向往中，感受着凌空高飞的乐趣。    第二天语文课上，邹老师以“风筝”为题，引导我们畅谈自己的感想。“风筝线断了，它就不能回来。”“我们要像风筝一样，借助风力，飞得更高更远。”……同学们热情高涨，各抒己见。邹老师对每个同学的发言都点评称赞。最后，他说：“风筝飞得再高，也得有一线牵连。就像我们以后要走出小镇上学、工作，但是要记住，家在这里，因为家是牵着我们的线……”    带着风筝的记忆，年少的我离开了小镇，故乡在心中渐行渐远。只是每到春天，还时常想起在故乡山坡上放风筝的情景。    “风筝飞得再高，也得有一线牵连。”时光荏苒，步入中年，我常常想起邹老师的这句话。思忖着，生活、工作中的我们又何尝不像风筝？初心就是那根风筝线，无论飞得再高、再远，只有不忘那根线，我们前行的步伐才会更加稳健。

    “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万物复苏时，各种菜蔬疯长，春卷应时而生，那滋味在舌尖绽开，带给人春日的温柔和清新。    春卷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春盘”习俗演变而来。五代十国时期的晋代，立春这天，人们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在盘中，加上精美蔬菜食用，故称“春盘”，吃春盘也叫“咬春”。立春和春游时，人们都会带上“春盘”。到了唐宋时，这种风俗更加盛行，杜甫的“春日春盘细生菜”和陆游的“春日春盘节物新”诗句，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清代的《燕京岁时记》也记载：“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    薄薄的面皮下，馅料若隐若现，时令菜蔬演绎着春天的鲜活明媚。春卷的制作工艺早有记载，清代诗人蒋耀宗和范来宗的《咏春饼》联句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匀平霜雪白，熨贴火炉红。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纷藏丝缕缕，馋嚼味融融。”    薄面皮的制作要求很高，既要薄又要韧，“薄如蝉翼，白如翠玉”是上等佳品。温水倒进面粉，加少许盐，将面团揉匀打透，做到稀稠适度，再将面团在炉火均匀的平底炉盘上画一个实心圆，由外而内，不疾不徐，起承转合间，一张形似满月的薄饼便可成型。    馅料是春卷的灵魂。晋代周处所作《风土记》记载“元旦造五辛盘”，就是指将五种辛荤的蔬菜，供人们在春日食用，以发五脏之气。明代李时珍也说：“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谓之五辛盘。”    包春卷是个细致活儿，经过一卷二折三叠三道工序，小巧玲珑、晶莹透绿的春卷就可以装盘了。接着起锅倒油，将春卷沿锅边滑下，炸至金黄色捞出。轻咬一口，春卷皮又酥又脆，馅心柔中带鲜，满口生香。    如今，春卷的制作已日臻精美，馅心制作原料日益丰富，制皮技术日趋精湛，口味不断翻新，各地均有制售，在国外也是声誉颇佳。而且，春卷不仅在春天吃，其他时节也能品尝到。    小小的春卷，是春日里餐桌上的“常青藤”，它蕴含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和憧憬，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传承着中华饮食文化的精气神。

    经历繁华的桃红李白，已在春光中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了紫藤，将要流逝的春天才不至于仓皇落寞收场。    紫藤花开，大胆浓艳。“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春阳烁金，纷繁的紫藤花披垂如瀑，如美人迟暮，顾不得次第花开的矜持，于是决绝地一股脑儿全开了，开得浓妆艳抹，开得无拘无束，不管不顾，一串串粉紫深紫，一片蒸腾的紫色云霞，花间溢出的淡淡清香，也仿佛流淌着紫色。    紫藤的性格是柔的，像女人。有了坚实的依靠，就会攀缘向上生长，就有了生命的高度，有了昂首抬头看天，敛眉低头观景的从容，才能在人世间展示女人的百般妩媚千般好。岑参有诗曰：“竹径厚苍苔，松门盘紫藤。”紫藤缠结生长至高处，垂下花穗，扬起枝叶，看尘世间的人和事，欢欢喜喜，就充实，就笃定。    紫藤是韧的，也像女人。攀着一棵树，就安安静静地在悠悠岁月中慢慢生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安静美好。我曾见过一棵藤缠树，生在乡野，是一树百年的老藤缠在一株更老的树上，穿越百年的厮守，竟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生生不息。半月形的池塘约亩许，它们立在山脚的水塘边，老树挺拔，高入云天，紫藤缠树，横逸斜伸，春来树冠高擎绿伞，如伟男子，紫藤花开烂漫，依在树腰处，被春风吹得飘飞起来，如舞者飞扬的紫色裙裾。远远望去，一树风景，一半在眼前，一半在塘里，如揽镜自照，在山野的春天里，兀自开放出一片岁月的安宁。如李白的诗：“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就这样，紫藤缠树，缠出了一片风景，也缠出了绰约风情。    除了可赏之外，紫藤花还可食。可食的紫藤花，又开出了几分亲切。新摘下来的紫藤花瓣，颜色可喜，清香可人，用来焯水凉拌或裹面油炸制成藤萝饼，都是不错的选择。彼时，花开季节，制作藤萝饼是一种时尚。梁实秋居北京时，家里就有一株紫藤，“花开累累，满树满枝，乃摘少许洗净，送交饽饽铺代制藤萝饼，鲜花新制，味自不同。”代制的藤萝饼是酥皮的，虽省事，但与家庭自制的又有所区别。王世襄家的藤萝饼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用的是紫藤花蕾，做成面包馅，实际是藤萝包了。摘下紫藤含苞的花蕾，去蕊去蒂，将花瓣洗净，拌糖腌渍，花瓣渍得蔫了，加去脂皮的猪脂丁拌成馅儿，取面包成圆饼状，蒸熟，清香暄软。    读书的时候，教我制作盆景的洪吉兆老师家也做藤萝饼，那是安徽歙县山里人家的做法。将紫藤花洗净，和在米粉里做成米粉粑粑，放油锅里煎至双面金黄，煎得暗黄的紫藤花，焦脆喷香。      宜赏宜食，紫藤怎不可爱？

巴岩 摄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    在教学方面，尽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课程已丢下三四年之久，但大家都勤奋苦学。两位教授很高兴，教学更来劲了。他们严格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学生们也总能努力跟上，学习好的真诚无私地帮助学习差的，使大家的学习成绩能够齐头并进。班威廉深感惊诧，不解地问：“怎么好的学生和人才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那边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学生？”学生们回答：我们都是为追求真理到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我们学习是有目的的，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这既是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    由于日军的“扫荡”，高级班随军区司令部由南向北，先后转移到平山、阜平两县的几个村庄，山沟越钻越深，条件越来越艰苦。即便这样，教学也没有中断，他们有时将老乡的羊圈做教室教学，遇到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里挂上小黑板继续上课。    研究方面由林迈可领衔，主要围绕无线电技术展开。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林迈可把分散在各单位的无线电元配件集中起来，供学生实习用，并指导学生用这些元配件组装出了轻便的电台供前方部队使用。他还带领学生对电台收发报机进行升级改造。在改造中需要破解一道数学难题，他便联络晋察冀数学人才集中攻关，推导出关键公式。    林迈可带领学生对军区总部、各军分区上百部电台普遍进行了升级改造，使整个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从一个军分区到另一个军分区，需要穿越日军所控制的铁路、公路封锁线和碉堡据点。一次，他们与日军遭遇，为了掩护他们安全转移，一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战地文工团还编了一首悲壮动人的歌曲《保护国际友人林迈可》，在晋察冀根据地传唱。    在两年左右的教学过程中，两位“洋教授”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有周考、月考、期终考，给每个学生的表现均写出评语，一丝不苟。两位教授对学生的成绩非常满意，评价说：“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学生们也骄傲地称高级班为“吊儿大学”。王士光称“高级班是解放区办的一个大学性质的学校”。    1943年8月，高级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几近完成。由于健康原因，班威廉夫妇离开晋察冀，到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1944年春节，高级班学生全部结业。聂荣臻支持林迈可到延安去的想法。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第一次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在两位“洋教授”离开后，“吊儿大学”（高级班）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骨干继续举办，又招收了4期学生，培养无线电人才近300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1947年，吊儿大学”正式升格为晋察冀无线电专科学校，1948年，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几次升格更名，直到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换言之，晋察冀的“吊儿大学”，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即“西军电”）的前身。走出导弹航天事业领军人    “吊儿大学”不仅为“西军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培养出了钟夫翔、林爽、王士光、梁骥等一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军人。    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钟夫翔是高级班学生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最高的一位。1953年，钟夫翔任国家邮电部副部长。1956年7月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第一位弹道导弹总设计师林爽是晋察冀高级班的高材生。1958年，五院决定仿制“东风一号”导弹。林爽提出在仿制过程中学而不抄，仿而不搬。苏联撤走专家后，林爽同大家一起研制“争气弹”，成功发射了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和自主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因固体导弹才是世界发展方向，国防部五院（后改组为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航天科技集团）决定组建固体导弹研究院四分院，林爽被任命为四分院院长，从北京去到边远地区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为我国的固体弹道导弹及固体导弹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1978年，林爽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四院的34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大会上获奖。     “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王士光，北大、清华肄业，是高级班学生中学历最高者。1963年，王士光任四机部副部长，负责生产和军工科技。他参与并领导了导弹、飞机、潜艇、坦克等系统的配套电子设备和地面制导、通信导航等电子装备的研制工作，先后试制成功原子弹爆炸用的遥控系统，以及地地、地空、空空、舰舰4种型号导弹的制导系统等。    航天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梁骥，在高级班学习时任晋察冀一军分区无线电队队长。他组织研制了60吨旋压机床，为固体火箭的研制生产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跻身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林迈可访问中国，萧克向他介绍了晋察冀高级班一些学生的情况。林迈可后来写道：“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研究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王士光、钟夫翔、梁骥、林爽等。”这应该也是“吊儿大学”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