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登上大国外交舞台伊始，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亮相多边外交舞台。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言部分明确写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和缅甸，在同两国签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同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即引起巨大的国际反响。世界著名外交学者罗纳德·基思认为，无论是在会议谈判之中，还是在谈判之外，中国一直努力将国家之间关系纳入“和平共处”的构想之中。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日内瓦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新中国。
对新中国而言，和西方大国进行面对面交流乃至交锋，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接触，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英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英国贸易代表团决定访华；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转达，要求同中国讨论有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
中国在斗争的同时，对美方举动作出积极回应。会议期间，双方代表团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日后的中美恢复邦交谈判埋下了伏笔。
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法、英、美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接触，实质上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国家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发言中，周恩来总理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如今，以29个与会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刻写而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在会议纪念博物馆展厅中高高悬挂。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认为，“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吸纳进‘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60多年过去，中国始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五项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孟祥麟 张慧中 苑基荣 庄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