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是最平常的事，却是人生中最不平常的体验。人生开心之事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与不合的一起，话不投机味同嚼蜡。所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吃饭，还真是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指标。    能在一起吃饭的人，要么关系密切，要么意气相投。家中的聚餐是家庭成员每天相聚的高光时刻，这个“聚”做得好，家才有家的味道。老式家庭，父亲威权，吃饭也是训诫的场合，所以老户家庭出来的子女一般熟知“温良恭俭让”，餐桌上的礼仪和修养一般都是有身份家庭的标配。    开明的父母，喜欢在饭桌上与子女交流，多听少说，子女的话越多、吃饭的时间越长。有一天突然发现儿女们不愿与你一起吃饭时，其中一定有父母这边的问题。据说，李嘉诚虽然年过九十，每周与儿孙们的饭局雷打不动。儿孙们未成年时，饭桌成了最好的课堂，长大后，便是闲话杂谈的幸福一刻，天南海北时事八卦，各有所好。年长后，父母更多的是听话的角色，再往后，子女们时不时要大声说话，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能与子女一起将饭吃到终身的人，真是人生莫大的成功。    家中吃饭大致有三种境况：一种是完成任务，烧者无奈，吃者无趣，对吃失去热情，只是补充能量、生理需求而已。有时，即使准备了一桌好菜，吃饭者各有其乐，入场时间各不相同，真有点像吃流水席的状态。第二种是众人期待，不仅饭菜诱人，更是亲情的聚集。第三种是家人齐心协力、比拼厨艺，享受的是过程，特别在逢年过节，这一亲情碰撞的专用时刻。    能做到第二、第三种吃饭，一定有好的家传和家风。    一顿家常便饭，东西方折射出的是不同文化。西厨一般开放式，一边准备饭菜、一边与家人闲聊，要帮忙时人手随叫随到。以前中国式的厨房往往是封闭式，传统家庭吃饭时，讲究长幼有序，餐桌上弥漫着家长式的权威，大户人家长幼分桌，小孩中只有天资聪颖或将来承担重要角色的人才有机会上大人的饭桌，获有旁听参与的特权，其中的尊卑，一目了然。现在思想观念不同了，一家人吃饭规矩没那么多，能把一顿饭吃好的家庭不会差到哪儿。人活一天，每天总要有点念想，吃饭应该是其中之一。    普通的吃饭考虑的是吃什么，兴趣盎然的吃饭考虑的是与谁一起吃，与恋人、友人、家人一起，还是与场面上的人同桌，吃饭的兴奋指数迥然不同。当然，能把美食与人物结合好的用餐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用餐无疑少之又少。与恋人相约，虽然菜品必须精致，但享受的是含情脉脉的过程，卿卿我我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时光飞逝。所以必须排除万难，让吃饭的时间可以无限量持续下去，那些九点钟之后打烊的餐厅是不能光顾的。    人的社交广度，除了同学和同事之外，开会和吃饭是两个主要场合。交流产生机会，机会催发合作，所以，餐饮业兴旺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和祥和指数也会高。好的中餐免不了好酒，却难倒很多不胜酒力的英雄好汉，每人敬一次、回敬一次都是负担。以集体敬酒为主，心意到了，形式大于内容，也是一样的敬意和尊重，靠酒精增加的感情一般也靠不住。中餐一桌最多十几位，碰杯者有限，西式的冷餐会可以多达数百人，端着酒杯穿梭在人堆里，把要见的和打招呼的人兜个遍。愿者多聊，不愿者可以不聊，实在无聊，可以悄然离场。美食的意义已不重要，体现的是集中式社交的效率。    民以食为天，吃好一顿饭，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经营人生，这一顿饭的功夫是否一门必修课呢？

    迎着春天的朝阳踏进医院时，我不禁有些紧张起来，惊讶道：“这么多人啊？一大早便来医院看病！”既欣慰于我将到这家知名度很高的医院工作，又担心我适应不了导医这个岗位。    这个医院新建了一所分院，正招录导医工作者，我通过考试幸运被录取，今天是来试岗。如果适合这个岗位，经过培训后将到分院工作。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报到处，领班让我佩戴好志愿者条幅，带我到门诊三楼导医台，让我随两名已做了几年导医工作的大姐一起接待患者。    三楼也是人来人往，喧闹声不断。我刚进入导医台，就有好几名患者上前询问，两位大姐耐心地回答，让我在旁边观摩学习。两位大姐很忙，但还是不时嘱咐我一些注意事项。不一会儿，我身边也围满患者。尽管有些忐忑，但能回答的问题我都尽可能细致地予以回答，回答不了的就请教两位大姐。忙活一阵，不觉间过去一个多小时。我不禁暗想：工作起来时间可过得真快啊！     这时，一个低沉而慈祥的声音传来：“小同志，请问我肩膀痛怎么办呀？”扭身一看，是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杖在问我。我内心一惊，担心他是否能站稳？连忙搀扶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老爷爷，您除了肩膀痛还有其它不舒服吗？”大爷摇了摇头：“没有了”。我走过去请教两位大姐，又回到老人身边，回答道：“那我带您挂个肩肘科看一看。”    “谢谢你啦，小同志！” 我认为不起眼的一件事，却换来了老人的感谢，瞬间心里热乎乎的。当得知老大爷只能用现金交费时，我连忙帮他在自助机上挂了号，并带他坐到诊室门口的座位上。老人拉着我的手不住地说：“小同志，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的服务太好了。”我只能连连摆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告别时，老人问我叫什么名字，他复诊时还会找我……    在医院试岗期间，我看不少老人没有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当他们将手中的身份证、医保卡甚至银行卡都放心地递给我，说：“小同志，我年纪大了，实在弄不了这些，你帮帮我吧。”我就会被他们的信任所感动，也对他们产生了浓浓的敬意。有些患者还会非常小心地讲述他得的病，唯恐我们不耐烦。但我看到两位大姐不厌其烦，每一位患者又非常信任我们，便增添了一种未有过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也从她们身上和试岗中体会到，我是为患者服务的第一道岗，是一项很重要、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工作。我暗暗嘱咐自己：真心热爱它，努力干好它……

                            巴新建 摄

    谚云：“宰相肚里能撑船”，非宰相之肚大也，实乃其度量大也。昔时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上仰君王，下俯黎庶，要做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诚非易事。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有的君王喜怒无常，杀人如蚁，即使英明若唐王李世民者，也未必不会龙颜震怒，大发雷霆之威。君王贵为天子，老子天下第一，握生杀予夺之权，杀人犹可，而况责人乎？身为宰相，皇上之喜怒哀乐，你能受得受，不能受亦得受，这是对上；对下，有敢犯君直谏的诤臣，君亦敢犯，宰相当然不在话下。你能处处事事与人为敌么？不能！那你就必须学会宽容。    宽容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节剂，是一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一种大家的气度和风范。    人无完人，朋友、同事、亲戚、邻里、夫妻之间需要宽容；陌生人之间也需要宽容。动辄怒目相向、大动干戈，实不足取。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大肚能容，容世间可容之事。    宽容就是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    宽容就是豁达。淡泊名利，不患得患失，只埋头拉车，只俯首耕耘。先舍而不计是否得到与回报。    学会宽容，你在人际关系上就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学会宽容，并不意味着可以宽容一切。宽容可容之事，不可容之事当然不能宽容。宽容有度，不能宽容到不讲原则，不辨是非的地步，否则那就是昏聩和反动，就是渎职和无能。    让我们学会宽容，在待人接物上游刃有余，开辟出一片人生的新天地。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历来注重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仅要做，还要做好    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村专门作过十几个系统调查。1927年一二月间，他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基于调查情况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早期调查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份报告里，他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革命的问题，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基于在江西农村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撰写了《兴国调查》。在这份报告中，他强调了实地调查和地方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既阐明了调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不仅要做，还要做好。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党的作风有了根本好转。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收集了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农村调查》一书，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关于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同志也有过系统思考和阐述。他说：“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    周恩来认为，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调查访谈的态度有讲究    张闻天同志不仅有深厚的理论造诣，还在实地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实绩。    延安时期，张闻天响应号召，组织了农村调查团。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在陕甘宁、晋西北一带的农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历时一年多的调研中，张闻天化名张晋西，深入农村、住在农村，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在他的调研日记中，可以看到张闻天多次记述自己“牙痛”“伤风”“肚泻”“看病”乃至“拔牙”等情况，这表明他是带着病痛深入一线的，但并未消磨扎根农村、深入调研的斗志。    基于调研发现与思考，张闻天先后整理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一批报告。    张闻天感慨：“这次出发使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    对于客观实际的重要性，张闻天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会或是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地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正是因为客观实际如此重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对于客观的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张闻天特意区分了“走马看花式的调查”和“典型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前者“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后者对于一件事物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看得深入，看得透彻”，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    张闻天还总结出了一些调研方法。例如，要了解调查对象的环境，做到“对调查对象所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调查访谈的态度要有讲究，“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此外，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利于调查工作的。”“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源于调查研究。他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赴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    1983年2月，邓小平到苏州、无锡、杭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让他倍感欣慰。回到北京后，他在谈话时高兴地指出：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1992年初，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语重心长地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深入调查研究”是习仲勋同志的真实写照。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不顾天气湿热难当，在广东“跑了3个地级市、20个县”。身边的同志回忆，习仲勋专门踩着沙石去过境耕作口调研过境工作问题。他发现，由于过严的边防政策，导致过境耕作人员较少，造成大量土地丢荒。之后，相关政策得到果断调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调研路上，习仲勋看到运输铀矿的车包裹着帆布驶过，特意强调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一定不能泄漏，并当即敦促相关负责同志进行协调解决。                           （蔡栋 陈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