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 1940年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年份切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路线、思想理论、武装力量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对比，讲述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懈奋斗，彻底改写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 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发展与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不但在无数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圣地延安的进步青年心中引起强烈震撼，也同样给诸多到访的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访问过延安，邓宝珊曾两赴延安，张治中更是三到延安。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们中很多人的思想都深受触动。 1938年4月，卫立煌在访问延安后就由衷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他还公开对当时正在筹建战地工作团的部下表态说：“你们工作团可以找些抗大的学生来，把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带来有什么不好？” 此外，延安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高昂的爱国热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令一些国外人士也感触良多。 诺门·裴索思是一位受同盟国的援华组织派遣，来到延安护送药品、医疗器具的外国记者。他在其撰写的文章《红色大学》中这样描述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他们晓得自己的前途固然有危险和不安。但在一切个人的危险和不安中，寓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光明信念，即新中国的光明和胜利的前途，以及他们坚决献身救国的坚强的目的。”“这辈青年将来都是中国的救主，他们的精神可以激励数百万的人民信从他们。他们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而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有一天屈膝的，也就是这辈人。” 在这些国内外人士之中，陈嘉庚来访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长期侨居新加坡，于1910年春参加同盟会，曾募款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在新加坡倡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领导南洋华侨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祖国抗战的浪潮，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在华侨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被誉为“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毛泽东也曾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0年初，陈嘉庚特意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他不顾67岁高龄，历时十月余，遍访西北、西南等15个省份，实地视察国内实际状况，亲切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军民，其间，他不顾国民党百般阻拦，于5月31日至6月8日亲赴延安考察。 访问延安之前，陈嘉庚先到过重庆，耳边一度充斥着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各种污蔑言论。经过实地考察，陈嘉庚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转而充满了对中共的钦佩和赞慕之情。 在重庆，国民党为拉拢陈嘉庚，曾以巨资招待他，但他却对铺张浪费、奢侈应酬深为不满，更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纸醉金迷和贪污腐败愤郁不平。 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最名贵的菜不过是一味鸡汤。毛泽东还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其诚恳、盛情而又简朴无华之处，令陈嘉庚深为钦敬。 陈嘉庚对延安浓厚的民主氛围也多有感触。 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谈时，因为场地较小，人员较多，很快座位就坐满了。这时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硬是挤身坐下。只见毛泽东向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着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陈嘉庚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坐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 还有一次，在赴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参加活动时，他看到朱德脱下灰色军上衣，卷起白衬衫袖子，兴致勃勃地参加篮球赛。在球场上，朱德毫无总司令架子，同小伙子一起飞奔拼抢，身手矫捷，球技娴熟的他，一人投入了四个球。看到这一幕的陈嘉庚，不禁“张口看呆了”，“他没想到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竟也是一员猛将！” 联想到重庆国民党官员的等级森严、作威作福，陈嘉庚更是不禁感慨万千。他曾对海外华侨坦言，在重庆，蒋介石好像皇帝。国民党军政大员有不少人是贪污的，比如吴铁城，几乎天天宴请宾客，估计单单这项开销就已超过吴铁城的俸给不知多少倍！他还谈道：吴铁城在嘉陵江边有一座豪华别墅，据估计，非花费叻币五十万元以上不可，他如果不贪污，这些钱从哪里来？ 联想到延安种种新气象，他不禁感叹道：“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他由是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摘自《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两排银杏树头接蓝天，映衬白云，随风摇曳，晚秋的人民大道金黄璀璨，似一幅油画。在此走了十多年，突然心里冒出个问号：到底有多少棵银杏呢？问身边的友人，皆笑而不答。 这才想，对待季节该认真些了，银杏叶不是一天就黄的。天工化物，银杏仿佛挂在天空的宣纸，秋风为笔，几点淡黄，不几日渐渐洇开、弥散、铺满天。利用中午闲时，围绕人民大道跑一圈，盯着银杏树一棵一棵数，甚怕眼花，又跑一圈，数字对上，才心安有了答案。在人民大道做一片银杏叶是何等幸运啊，草素云淡，日月静好。友人戏言，说我每日中午享用了最好的运动场。一身汗水，换一颗澄澈健康之心，可抵岁月漫长。 银杏叶片片金黄，秋意正浓，顺手拍些美图，让人眼馋啊。银杏之美，美在丰盈静谧。自古以来，银杏就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前人曾言“等闲日月任西东，不管霜风著鬓蓬”“亭亭最是公孙树，挺立乾坤亿万年”，银杏为世人呈现的不仅是视觉之美，更是根植于人心的精神象征。 人间草木，阳光在、岁月在，这便是最好的世界。在历史长河中，银杏作为中国的特有树种，是和恐龙同时代的植物，被誉为植物王国的“活化石”。其适应能力强，生长期漫长，寿命可达千年。 清晨，拉开窗帘，阳光隔着玻璃倾泻一身，洒落一地，半室温柔、半室明媚。秋阳清亮纯净，氤氲生命，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希望。翻看《中国树木志》，银杏生于古生代，以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存活至今，在提高空气质量、涵养水源、抗辐射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银杏在故乡人称白果，金九银十，何不与银杏来一场美丽邂逅？一串串白果挂在枝头，不经意间会跳入行人怀中，散步的老者在树下慢悠悠捡拾果实，浪费了多可惜。时光深处，浅了暑热，浓了秋凉。秋韵清简，让虚浮的心渐趋沉静。人生的旅程，亦如雨中的草叶，淋过、湿过、荣过、枯过，从头来过。起起落落间，定会收获生命赠予的惊喜。 阑珊秋色染流年，人间最美是清欢。 秋一寸寸渐深，落叶飞舞，不言离殇。大自然的一树一叶坦然接受生命的轮回，现在的再见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山一程、水一程，人来人往，缘聚缘散，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相知。烟火凡世，有些人来了去了，近了远了，聚了散了；有些人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朝来暮落，都应当怀一种淡然的心境，如落叶落花般静美从容。

张百忍 摄

    榴实图（中国画）徐渭

    花卉册之石榴（中国画）陈淳    榴开见子图（中国画）吴炳 “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李商隐的一首《石榴》诗，把石榴的特点描写得清晰鲜明。石榴被古人誉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因其花开红艳，果实成熟时“十房同膜，千子如一”，常被赋予多子多福、吉祥富贵的寓意。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以石榴花果作为吟咏和绘写对象，留下了不少水墨佳作。 如果说夏花的明艳引人陶醉，秋日的硕果则更加令人欣喜。明代画家陈淳十分喜爱石榴，曾赋诗曰：“蜡蒂团赪玉，文英簇绛绡。秋来结佳果，珍味不须调。”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陈淳《花卉册》中，画有石榴一幅，果枝一束垂坠而下，上结果实两颗，简笔着墨写零落枝叶，浓淡结合绘出果实饱满的姿态，尤其用淡墨细细点出果实裂口处溢出的颗颗籽粒，只一枝便令人想到秋日硕果累累的景象，整个画面清纯淡雅，颇具其典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之风。 明代画家徐渭与陈淳并称“青藤、白阳”，皆擅水墨写意 风格。徐渭也绘有《榴实图》一幅，与陈淳之作相映 成趣。不同于白阳山人画中硕果坠枝的意象，徐渭的画作虽也是折枝一笔纵贯素笺，但其所画石榴果开口向上，似仰天大笑，饱满的籽粒似乎要冲出果皮，纷纭而出，笔意恣肆，更添一份狂放之气。画面右上题五言诗一首：“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收 ，颗 颗 明 珠走。”深山石榴，寄托着画家虽明珠蒙尘却仍放纵洒脱的心境。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沈周绘《卧游图》册，共十七开，与仿倪山水、杏花、秋葵、秋柳鸣蝉、平坡散牧等并置，有 石榴一幅。根据末开画家自题，可知该册页的“卧游”之名源自南朝宋宗炳在居室四壁挂山水以当卧游的典故，然而不同于挂轴的是，该图册还可于卧床时仰面翻阅。十七景中独占一页，由此可见画家对石榴的重视与喜爱。 成熟的石榴籽粒饱满，晶莹剔透，入口甘甜，张载形容其“剖之则珠散，含之则冰释”。南宋吴炳绘有一幅《榴开见子图》，工笔设色，果皮橙红，籽粒紫中嵌白，颗颗分明，如同宝石，体现了南宋院体画工致妍丽的特点。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一幅南宋鲁宗贵的《吉祥多子图》，石榴与橘子、葡萄一起堆满画面，“橘”意同“吉”，石榴和葡萄都代表多子，充满着吉祥的祝福之意。 院体画工整富丽，石榴常常入景。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榴枝黄鸟图》，描绘了深秋时节，石榴成熟，一只肥硕的黄鹂衔着小虫栖于榴枝上，悠然自得的景象。明代吕纪所绘的《榴葵绶鸡图》轴，石榴树上硕果累累，各色禽鸟聚于其间，树下群花灿烂，一只雄鸡昂首前视，雌鸡匍匐于花间。整体风格兼工带写，设色艳丽而不媚俗，既保持了华贵风范，亦兼具了纵逸的笔墨意趣。 石榴深受历代画家的喜爱，近现代画家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潘天寿等人都喜爱画石榴。其中，潘天寿突破传统画法，其花鸟画尤体现其雄强劲健的笔墨追求。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石榴图》，树干用笔显得生涩，有“屋漏痕”韵致，中锋与侧锋交替转换并用，提按、顿挫浑然一体；石榴及小枝则用圆笔中锋，如“折钗股”，圆健凝重。画家题句“为忆横磨十万箭，可怜仅得石榴来”，说明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种子的典故。一幅小小的花果，在画家笔下呈现出磅礴之势、万千气象。 一夜飞霜，石榴红了。秋已深，露重行远，赏一幅石榴画，愿你在寒天里仍笑口常开，心情灿烂。 （于园媛）

柳宗元曾写过意味深长的《蝜蝂传》，蝜蝂在爬行时会将所有遇到的东西放在自己背上，即便不堪重负也不愿卸下，以至于最终被重物压垮丢了性命。小虫如此，人亦如是，99%的人大多也败在了“太多”上。 说的太多。老子曰：“勿多言，多言多败。”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祸事，有时候还会因此酿成大错。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就因为酒桌上一句狂言“本科状元非我莫属”，被人猜测和考官勾连被罚终生禁试。妄言如同狂风，虽然说时酣畅淋漓，但席卷而过之后也会带来满目疮痍。所以，最好就是适时闭嘴，学会沉默，不让彼此被语言所伤。就如海明威所说：“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得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多。” 成年人的世界中，“会闭嘴”永远比“会说话”更有价值。只有保持分寸，谨言慎行，才能成全彼此的体面，成就更好的人生。 想的太多。生活中，我们总是忧心忡忡，害怕找不到好工作，担心遇不到好伴侣，忧虑过不上好生活。想得太多，徒增负累，在无尽的焦虑中蹉跎岁月，郁郁寡欢。正如韩寒在《长安乱》中所写：“有些事不能多想，想多了，你便信了。” 老话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赛场，想得太多，无形中就被铐上枷锁。如果杂念太多，很容易扰乱思绪，打乱当下节奏，有时甚至失去方寸。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专注在当下，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走着走着就会有惊喜。 要的太多。现代社会由于物质过度丰富、变化太快，许多人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贪求的想要、什么是实至名归的能要、什么是责任所在的该要。因为无法厘清“需要”“想要”“该要”“能要”这“四要”的分别，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跟着社会潮流而人云亦云，只要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其实，现代人往往是需要的东西不多、想要的东西太多，再加上不该要的也要、不能要的也要，结果想要又得不到，常常导致人心不安定，问题丛生。 《菜根谭》里说：“都来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人到中年，放下欲望，回归本心，才能活得轻松自在；学会感恩，懂得知足，才能心胸开阔，怡然自得。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不多说”，能免去无谓的烦恼，静默生长；“不多想”，能挣脱琐事的缠绕，活出自己；“不多要”，能摆脱欲望的摆布，知足常乐。

曾巩，字子固，北宋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雅号南丰先生。北宋熙宁四年（1071）六月，曾巩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成为齐州的父母官。 北宋时的齐州城，经常遭受水患侵袭。齐州城地势南高北低，南面为山，北面有河，城中泉眼星罗棋布，汇聚成渠纵横交错。逢雨季，泉水猛增向北汇聚，而北面水系又会向城内泛滥，因此城北门附近常常陷于水困。曾巩在考察了齐州城水文情况后，在城北原有防洪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水利工程的改扩建，修成大水闸一处，称为“北水门”。有了这道屏障，齐州城北再无水患之忧。 同时，曾巩组织百姓疏浚大明湖，利用湖沙建了一条贯通湖水南北的长堤——百花堤，堤上可行马，两侧植柳树，树影婆娑，美不胜收。他围绕大明湖建起鹊华、水西、湖西等小桥，将湖水泉溪勾连在一起，形成了逶迤绮丽、水波荡漾的诗意景观，为自然景色增加了浓郁人文韵味。康熙《济南府志》载录曾巩咏鹊华桥诗一首：“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即大明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正如苏东坡守杭州，曾巩知齐州也让这方“一城山色半城湖”“紫荷香里听泉声”的乐土拥有了更多诗情画意。 北宋熙宁年间的齐州，尚没有使客之馆，有使客来便临时搭建房屋，费民费力，房屋又多简陋，而在使客走后成为废屋。因此，曾巩在宜人的趵突泉畔建造了两座宾舍以待客，北面的曰历山堂，南面的曰泺源堂。元代于钦撰写的方志《齐乘》记载，“南丰知齐州日，建此以馆客。”在曾巩看来，打理使客馆舍是太守的职责，而考辨山川地理和人文风貌也是太守的职责。他详细考证了两庄与齐州紧密相关的事件：一则，趵突泉的源头并不是古人说的王屋山，就在城南的山区，而趵突泉是泺水之源；二则，城南的历山（即千佛山）正是大舜躬耕之处。因此，曾巩将趵突泉畔的馆舍命名为“历山堂”和“泺源堂”，并写下了著名的《齐州二堂记》和《齐州北水门记》。曾巩的这一考辨对齐州城和后来的济南而言，意义都极为深远。 熙宁六年（1073）九月，曾巩调任襄州。齐州百姓爱戴曾巩不愿他离开，竟然“决桥闭门”来挽留他。曾巩是在夜里悄悄离开的，带着对齐州人民的感佩眷恋。多年以后，百姓在千佛山建起了曾公祠，怀念这位勤政务实的知州。清代道光年间，曾公祠在大明湖西北岸重新修建，更名为“南丰祠”。到今天，“南丰祠”依然伫立在大明湖畔的依依柳荫之中，是泉城济南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