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延安是红色的。 延安是红色的革命圣地，陕北，插满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旗帜。在风雨如磐的黑暗时刻，在民族生死存亡危难之际，巍巍宝塔山，是指引民族巨轮航行的明灯。清清延河水，洗涤人们困惑的心灵。杨家岭的灯光，是追求光明者的启明星。大生产的南泥湾，谱写中华儿女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奋笔疾书，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思想的真理指引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鼓舞着全中国人民战胜强敌的勇气。 4万多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到延安去”，成为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先后有100多位外国记者来到延安，看到“红星照耀中国”。 “东方红，太阳升。”解放区蓝色的天空下，信天游绕着红旗飞，延安是最鲜亮的中国红。 我第一次到延安，觉得延安是黄色的。 20多年前，带着魂牵梦萦的虔诚，我第一次到延安“朝圣”。那是一个冬天，西安到延安还没有动车，高速公路正在修。早上开车从西安出发，中午到达黄陵县，拜谒了黄帝陵。在黄帝陵冢前，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个奇怪的问号，黄帝为什么以黄色命名，叫“黄”帝呢？为什么不叫“红”帝或者“白”帝呢？下午，从黄帝陵继续往北走，跟随载重卡车扬起的黄土，晚上才到延安。路两边光秃秃的，满眼都是黄土，不见一点绿色。同行的人说，我们的祖先喝的是黄河水，生活在黄土高原，吃的是黄灿灿的小米，皮肤也是黄颜色的，怪不得我们叫炎黄子孙啊。黄色是中国的底色，是民族的底色，是历史的底色。 到了延安，看了景仰已久的宝塔山，遇到一条窄窄的河流，他们说，这就是延河。上世纪末，延安沙尘暴频发，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77.8%，年降雨量仅有350毫米。曾经，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考察延安后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居住的基本条件。 今年5月中旬又一次来到了延安，走出南泥湾机场，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苍翠，漫山遍野都是绿色，我惊呆了，延安,怎么是绿色的？！同行的湖北同志惊叹道，这哪里是陕北，简直就是湖北啊！ 当地同志说，从上世纪末，中央实行退耕还林政策，老百姓不上山砍柴放牧，生态变好了。20多年来，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面积1077.5万亩，造林 2134.5万亩。大地披绿，山河换装，陕西的绿色国土向北推移了400多公里。2020年，延安市宝塔区的降雨量达到720毫米。不光山变绿了，黄河水也变清了，附近的黄河壶口瀑布，今年出现了清水瀑布，黄河水变清，这是古人所说的“圣人出”吗？ 延安的绿色也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拍摄《周恩来回延安》电影时，由于在延安找不到裸露的大片黄土地，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有的观众说“不真实”。还有，安塞腰鼓再也拍不出黄土飞扬的场面了。 延安农民告别了传统的耕种模式，改种苹果、红枣、花椒、核桃等经济作物，苹果面积达到了400万亩，产量370多万吨，综合效益达200多亿元。2018年5月7日，延安向世界宣布告别绝对贫困，打赢了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在我心中，延安是红色的，那是在宣传画上，在故事书中，在《东方红》的歌声里。我的记忆中，延安曾经是黄色的，在黄土高原历史的风沙里。现在，延安是绿色的，更是五彩的，就像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扎根在肥沃深厚的黄土地，长出绿枝叶，挂满了红红的苹果。

偏远山村开始陆续通电的时候，我家也渐渐点上了电灯。终于告别夜夜与煤油灯作伴的日 子，我们都十 分欣喜。但刚通电的那些日子，电费价格不菲，对于我家那样在偏远乡村都还略显贫困的人家，是点不起瓦数较大的明亮电灯的。因此，即使是通了电，我们也只能用一个瓦数较小的电灯泡，其实无论瓦数大小，有盏电灯我们心里就格外自豪。 那时我刚上小学，每天五点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迅速而简单地吃一点东西垫垫肚子，然后背上背篓拿着镰刀去村外的田地里割草。我每次割草都着急而迅速，目的是要赶在天黑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写完老师当天布置的作业。因为一到夜晚，那盏昏暗的电灯很难保障我畅快地写完作业，而最为要紧的是，我不想因为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作业而伤害视力。因此，我几乎总是在天黑前完成割草和写作业这两件重要的事情。 母亲因为心疼我，渐渐想办法把家里的电灯瓦数越换越大，最后换成了十分明亮的电棒，家里的晚上几乎和白天一样亮堂。早已习惯了天黑前完成作业的我，已经不需要在那样明亮的电灯下写作业了。但我对于光亮却有了一种深切的追逐和向往。 后来的日子，无论是在家还是远行，每天清晨一感受到黎明的光芒我就会迅速早起。大概也是源于这样的原因，光亮对于我的生存和奋斗是那样真实和宝贵。整个小学时代，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会早早地出现在那间简陋却庄严的小学教室里，放声朗读前一日学完的课文以及当日即将讲授的篇目。 我那时虽然年幼，但在母亲的教育和引导下，比同龄的孩子更加早熟一些。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在这样偏僻狭窄的大山深处，想要出人头地，读书大概是最好和最有效的路子。于是无论面临怎样的坎坷与困顿，我都坚信，凭借不懈努力，定可以驱散这些不适和阴霾。 后来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叠加交织，十多年里我辗转东西，为了理想倾尽全力，取得了许多对别人而言不值一提，但对我却有莫大价值和意义的光荣和成绩，而这些成绩，多半源于那些幼年时对于光亮记忆的驱使。

有年八月，我去西安旅游，看见公路两旁，摆满许多出售石榴的摊位，那卖石榴的人，都是当地果农，他们黑红的脸庞，就像一颗颗熟透了的石榴，掩映着秦川大地的热情，还有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笑着，纷纷向我们打招呼，叫卖声，此起彼伏，响彻我的耳鼓。我买了一尝，西安的石榴，不仅皮红个大，色泽鲜艳，而且籽满汁足，犹如一颗颗晶莹的宝石，让我食后，感觉那可口之美，无以言喻。 友人说，早在西汉时，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引进石榴，在秦地栽植，距今已有2100多年。他还说，秦川大地的石榴，在盛唐时被誉为“百果之尊”，成为朝廷贡品。在秦川，还有一首歌，叫《八百里秦川石榴红》，歌词里唱到了秦砖汉瓦，高挂的红红灯笼，还有姑娘红彤彤的脸庞，羊脂玉般美丽。 挂在树上的石榴，比人参果更加诱人，它弥漫的人文记忆，有历史之美，也有人情之美，充满了生活的芬芳。我说我听不明白，他便告诉我说，有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坐在椅子上，他父亲每天推他出来，让他看守院子里的石榴树。他没有朋友，很少有人与他玩耍，只有想吃石榴的小孩子，才去逗他乐，在他身边玩弹子球、打弹弓、躲迷藏……逗得他咯咯发笑，开心快乐时，孩子们就可以去石榴树上，摘一个石榴吃。当石榴摘光了，孩子们四散而去，他又成了一个半傻子。多年后，他去世了，他父亲把那棵石榴树，移栽到他坟前，而且在坟前告诉他，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有了石榴树，就会有人陪他玩了，不会孤单的。 我听了这个故事，内心触痛，我感觉石榴成熟后，那流着的汁液，血色鲜红，让我既悲又喜。我的悲，是故事的伤感，让我伤心。而喜的是，我想那石榴的汁液，诱人迷心，有人情的芬芳之美、事物的向善之梦，还有时光的似水流年。

巴岩 摄

不知为何，每年的中元节总是要下雨。这雨，像是在诉说着什么，一滴两滴，在清凉中愈发勾起了我的回忆…… 中元节又称“鬼节”和“七月半”，是祭祀先人的日子。在我们乡下，是极重视这个节日的，它的隆重，仅次于春节和清明。这一天，不管大人小孩，都是要早早起来的。据说，当天鬼门关大开，先人们会从地府返回人间，回到家里看望自己的儿孙亲人。在我们看来，这是怠慢不得，也是异常难得的团聚机会。 大人们会提前准备好三牲，也就是鸡鸭鱼，用盘子装好，摆于供桌之上。有能力的，还会亲手做好七样粿品，像新妇仔、荷叶包、石榴仔等。其中有一种叫“鲤鱼果”，是用糯米皮包米馅，捏成鲤鱼的形状，皮为红色，用以点缀节日。不过，这些粿品的制作方法大多失传了，也不是想做便能做的。而后还要制作上几道家常菜。果子是必须有的，用的较多的是苹果，四个放一盘，图个好寓意。纸钱也必不可少，而且要厚厚的一沓，让先人们回去有得花。待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会恭敬的将香炉请出，然后焚香祭拜，告诉先人们回来吃饭了。 接着，便轮到我们小孩子上香了。拿过香，心里话倒真的是一箩筐。疼爱我的奶奶早早就过世了，而爷爷的面，我见都没见过。鼻子一酸，眼中一涨，忍不住掉下泪来。可能是手里头的烟熏到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想念先人了。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感受到，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回来了。可，这是儿孙们的一个盼望，更是一个美好的梦，梦里有您，亦有我们。 也宁愿相信，先人们从未走远，就在我们的身边，默默守护着我们。 而中元，亦成为了我们寄予深深思念的感情线。 在中元节次日午后，我们还会赶制一个个小巧且漂亮的鲤鱼灯，这是先人们传下来的手艺和习俗。待夜晚一至，便插上蜡烛或香枝，点起火来，和同伴一起到空旷处游灯。灯行处，亮堂堂的，带着无限的希望，在黑暗中照亮先人们脚下的路。 时间到了，先人们又要回去了吧，一切都来得匆匆，也去得匆匆。 同伴们都散了，各回各家。只有我，在原地徘徊着，流连着…… 打更的大叔亦是赶我回家，说今天是“鬼节”，小孩子不宜在外逗留。我笑了，他们口中畏惧的鬼，原是我日思夜想的先人们呵。 走罢，待下一个中元节了，只要思念永恒不变，又何畏这暂时的分离呢。

在一个红绿灯处，有位身穿防晒服的年轻人，用一条丝巾包裹了半张脸，看上去矮胖矮胖的。他举着一张纸板，上面写着“骑行全国，遇到难处，请给些吃的或钱”。 还有二十多秒就要变绿灯了。我没多想，向他招了招手，正好手头有二十元钱。我给了他。他接过后说了声“谢谢”。 红灯变绿，我开车走了。我没看清楚他的脸，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骑行者。 妻子说，“这个人会不会是职业乞丐，故意扮作骑行的人来这里讨钱。” 我说，“应该不会吧，但也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还给钱他呢？” 我说，“万一那个人是真的骑行者，又确实遇到了困难。大家都去怀疑他的真实身份，红绿灯处只有短短几十秒，又将如何去甄别？错过帮助一个真正困难的人，而且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一些小的帮助，那将是件遗憾的事。所以，我宁愿选择相信。” 我问坐在车里的儿子，“要不要给那个人帮助？”四岁的儿子有点懵，说了一句让我既惊又喜的话：“我相信爸爸做的是对的。” 儿子选择相信我，让我快乐了很久很久。

京杭大运河，流淌千年，曾是关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经济命脉。江苏淮安曾是明清两代掌管朝廷“钱袋子”的漕运总督府驻地，历经沧桑的总督府署遗址仍旧伫立在城区（现淮安市淮安区）中心，仿佛在诉说逾百任漕运总督的庸与贤、贪与廉。其中一位漕运总督，先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清正，治漕有方，乾隆称赞其为“林泉耆硕”，他就是魏廷珍。 魏廷珍（1667 年—1756年），字君弼，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魏廷珍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他与漕运“结缘”，起于查办一起案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魏廷珍任巡盐御史。上任伊始，有盐商状告两淮盐运使张应诏运库亏空，朝廷命其查办此案。张应诏管盐运也管漕运，手上资源丰富、资金密集，前任多有贪腐行为。魏廷珍先是从侧面了解此人在官场上的名声，当得知张应诏为官清廉时，推测此案有可能是遭人诬陷，于是他直接从盐运账目入手，一笔笔款项核查，最后核出亏空达150万两，但从核查中也发现，亏空并非张应诏所为，而是前两任盐官侵占挪用所致。魏廷珍据实上报，不仅为张应诏澄清正名，而且提出补救办法，考虑到数额巨大，不宜贸然加税引起民怨，而是规定每年进库数额，用三十年时间慢慢补足，以使“商力无亏”。 雍正十年（1732年），魏廷珍被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他不仅办案一丝不苟，而且为人刚直不阿。任职期间，文觉禅师前往南方朝拜山岳，地方官员知道文觉禅师来头不小，加上又有“钦差”的身份，无不对其阿谀奉承，连当时位高权重的年羹尧都要叩首行礼，其他如河道总督、地方巡抚等官员更是亦步亦趋。惟独魏廷珍一人不拜，还上疏进言：“臣不能从佛法。”雍正不仅不追究，而且还称他为人清正。 魏廷珍任漕运总督时间不长，但治理有方。因为有之前的办案经历，知道“积弊所在”，加上精通算学，处理账目等文书得心应手。漕船过河每到一个节点都要在相关的文书上盖章签字等，有官吏借此索贿，魏廷珍简化手续，亲制签证卡片，使大小官吏不能从中插手作弊，盐商和老百姓无不拍手称赞。同时，他在任上还救孤济贫，据《重修山阳县志》记载，“育婴堂，即旧河库改建，共瓦屋二十余间，雍正十一年（1733年），漕督魏廷珍建。” 魏廷珍“清官”名声在外，虽获皇帝青睐，屡屡升迁，但也招致了一些贪官的嫉恨和诬告，乾隆五年（1740年），魏廷珍以老病乞休。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南巡路过直隶河间，前往看望魏廷珍时，其人已白发苍苍，家中一贫如洗，妻儿都还穿着粗布衣，乾隆不禁感慨万千，亲赐“林泉耆硕”匾额，“林泉”为隐居之地，“耆硕”是指年高而有德望的人。魏廷珍死后谥“文简”，一德不懈曰“简”，易从有功曰“简”，可以说很好概括了魏廷珍清廉正直的一生。

劳动者报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