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我和姐还有小弟带着罐头瓶，光着小脚丫子，穿过空阔的麦场去村子东边捉知了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大概是那时知了的栖息环境还不错，婆娑的洋槐和树干高大、枝叶繁茂的泡桐都成了它们的乐园。    在我的记忆里，夏日的印象莫过于舒舒服服地躺在屋檐下，身子下面只铺一张小席，然后在知了清脆的鸣叫声中慵懒地睡去。等一觉醒来已是午后了，婆催促我们姐、弟三人吃饭，饭毕之后，我们又照例你追我赶地奔向村东，那里是一片绿荫如盖的桐树林。整个林子里长的都是上了年代的大桐树，周身需要两、三个人合抱在一起。一到午后，林子里无疑便成了天然的“凉吧”，孩子们徜徉其间，不用说是十分惬意的。不过比这更能打开我记忆之匣的要数在林子里捉知了的独得之乐了。    我们仨在老桐树下静静地搜寻着，姐对我说，“轻些，别把知了吓坏了”。我看着她用指甲尖轻轻地将地面上的一条小缝一扣，小缝便神奇地越变越大，最后成了一个小洞，洞口和大拇指盖差不了多少。接下来的才真叫绝呢！姐找来一根小棍儿，试探着把棍子从洞口插下去，然后赶忙把手松开，小棍儿就在洞口微微晃动起来了。小弟兴奋地叫出声来，“知了，知了，知了在动！”姐顾不得骂他，连忙把小棍儿抽出来，这时棍子的那一头一只看起来很可怕的小虫已用它那一双大铁钳子般的前爪将小棍儿牢牢地抓紧了。我们高兴得直拍手，把这个小家伙放进随身带来的罐头瓶里，我开始关注这些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了。当西天的云彩变得绯红的时候，小瓶里已挤满了知了，它们用粗笨的额头和令人生畏的利爪触动着瓶壁，相互之间发出“沙沙”的声响。而正在此刻，更多的知了才开始破土而出，有的拖着臃肿的身体趔趄地爬出洞口，有的钻进草丛，有的爬上大树。我静静地倾听着他们的窸窣声，这不是来自大地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天色已黑沉沉的了，借着远处依稀的灯光尚且还辨得清树影，这些对于我们已足够了。孩子们沿着乡间小路摸索着向前走，路旁的树几乎是被我们一一清点过的。我们发现的悄悄向上爬动的知了被统统装进小瓶。一路上我们说着、笑着，体味着捉知了带来的快乐。等回到村口，爷、婆已在那里唤我们回去了。捉知了的时候，只顾留心了自己的小瓶和装知了的袋子，直到进了屋来到灯下，才看清楚了各自狼狈的样子。膀子让树枝划出了血道，衣服上也划开了口子。婆看了我们既觉着心疼，又为我们感到高兴。现在想来多半是因了我们执着的精神，况且这毕竟又是孩子们童年的乐事。就像他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外国人开办的“福音堂”里领纸娃娃时一样的开心。所以她和往常一样，把知了用清水洗净，再撒上一把盐。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爷把我们唤醒，起身还未坐定，就满眼惺忪地冲进厨房，这时我们面前已多了一盘被炸得油黄的美味佳肴。    如今，空阔的麦场已被垫得老高，矗立在上面的是一座座高大的农舍，村东林子里的桐树也早已成了新舍屋脊上的檩条。一切都变了，岁月就是这样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流走的。不知道姐和小弟是否还记得我们当年捉知了的情景，总之，我是不会忘的，它就像是入夏时的第一场好雨滋润着我的心田，满含着儿时的欢乐，无忧无虑，怎么能忘呢！

    父亲的手总在阴雨天发颤，有时竟能抖得搪瓷缸里的茶水泛起细浪。他说这是当年在战壕里冻的，可我知道，那些深嵌在皱纹里的往事，比寒气更让他难眠。    父亲出生于1928年冬，还不到半岁祖父就去世了。驼背的祖母为了活下去，带着襁褓中的父亲改嫁到邻村。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几年继祖父也去世了，父亲只好跟着祖母在村口的废墟搭窝棚过日子。父亲10岁那年的冬天，村口的老酸枣树被日本人锯断时，树汁在冻土上凝成像血的冰晶，日本人把废墟当作扼守邻近10来个村庄的交通要塞，持“良民证”者才能通行。    那个时候，祖母又矮又驼背，父亲年纪小，日本人并不太在意他们。村里有一位长父亲七八岁的青年在城里念书时加入抗日组织，常常回乡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引起了驻扎日本人的注意。祖母就带着年幼的父亲暗地里跟青年对暗号，比如窝棚的门关上表示有情况，打开表示安全，帮助青年顺利开展了10来次抗日宣传活动，也招了不少人马。    15岁那年，父亲跟着抗日队伍离开了家乡。他给我们描述最惨烈的战斗时说，漫山遍野都是枪炮声，震得人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成千上万只马蜂在飞。他趴在战壕里，能闻到焦糊的皮肉味混着泥土的腥气。有个16岁的娃娃兵，胸口还别着母亲绣的平安符，临死前絮絮叨叨地说想回家看麦浪。父亲说那夜的月亮红得吓人，照在断肢残骸上，像泼了一地的胭脂。后来，部队打散了，父亲拖着伤腿往南走，饿了就扒树皮，渴了就喝田边水。有次在破庙里遇到个同路的老兵，两人分食一块发霉的饼，老兵说等胜利了就回老家种稻子，可没走出10里地，就倒下了。    每次讲这些往事，父亲的声音总会低下去，像水流过卵石滩。他会从樟木箱底翻出件打满补丁的军衣，指腹一遍遍摩挲袖口——那里磨破的边缘还留着弹片划过的焦痕。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恍惚间，我总能从他身上看见那个15岁的少年，背着行囊站在村口，眼里有怯怯的光，却藏着不肯折的脊梁。    有一年清明，我陪父亲回到废墟旧址。当年的废墟已被开垦成一块块良田，父亲蹲在一个角落扒拉着碎石和瓦砾，居然摸出个残缺不堪的小瓷罐，里面还静静地躺着半张泛黄的“良民证”，边角被虫蛀得参差不齐，却还能依稀看出模糊的字迹。父亲用袖口擦了又擦，手又开始发颤，这一次，我看见有浑浊的泪滴落在纸张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再后来，父亲的手颤得更厉害了，阴雨天里端起搪瓷缸，茶水晃出的细浪像在复刻当年战壕里的泥泞。他总爱坐在老藤椅上晒太阳，指腹一遍遍划过那张残缺的“良民证”，像在抚摸一个民族结痂的伤口——我终于明白，那些深嵌在皱纹里的往事从不是负担。那个趴在战壕里听着娃娃兵说“想回家看麦浪”的少年，那个拖着伤腿啃树皮的士兵，那个在清明时节泪落瓦砾堆的老人，早已把自己的骨骼长成了支撑我们站立的脊梁。

    莫言在《不被大风吹倒》中讲述的一个与风对峙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爷爷推着一车草走在荒野上，狂风突然袭来，车上的草被卷得只剩一棵，褂子碎成布条，但他始终紧握车把，双腿如钉在地上。风停后，他仍站在原地，车把上挂着那棵孤零零的草，“像是胜利的旗帜”。这段文字没有华丽渲染，却用最朴实的画面道出了生活的真相——人可以被困境逼退，但不能被它打倒。莫言的笔触像一把刀，剖开苦难的外壳，露出普通人骨子里的坚韧。    这种坚韧贯穿全书。莫言写自己童年辍学，唯一的“课本”是一本《新华字典》。他在割草时背字词，放羊时抄成语，甚至用树枝在泥地上默写。字典被他翻得卷了边，却成了他“撬开世界的杠杆”。    成年后，他笔下的饥饿、劳作、小人物的挣扎，都带着泥土味的真实。比如他回忆母亲在饥荒年代捶打野菜充饥，绿色的汁液染脏衣服，苦涩的气味呛得人流泪，但她只是沉默地重复捶打的动作。莫言说：“母性可以让女人上天入地，生死不怕。”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普通农妇用最笨拙的方式对抗生存危机的倔强——不喊疼，不诉苦，只是把日子一寸寸熬过去。    书名中的“风”是生活的隐喻。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打击，也可能是日复一日的磨损。我的一位朋友曾遭遇裁员，白天送外卖，晚上自学编程，两年后转型程序员。他说最难的不是学代码，而是“每天说服自己别躺平”。这让我联想到书中的“雕塑论”：“狂风来临时，与其被裹挟成风筝，不如做一尊雕塑，等风过去。”雕塑的静止不是退缩，而是用沉默积蓄力量。    史铁生当守门员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因为双腿残疾，对手不敢朝他踢球，他只能在球门边抽烟、傻笑。莫言没有渲染悲情，反而用诙谐的笔触点破真相：接纳局限，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书中没有宏大的英雄叙事，只有真实的生活策略。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绝望时产生，而普通人抓住希望的姿态往往很笨拙：爷爷车把上挂着的草，母亲捶野菜的木棒磨得发亮，辍学少年翻烂的字典页角卷曲……这些细节让我想到建筑工地上的钢筋，看似粗粝，却能撑起高楼。    书中金句频出，但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大白话：“风来了，你就蹲下；风停了，你再站起来。”我想到老家种玉米的父亲，暴雨把幼苗拍进泥里，他不急着补种，而是等太阳晒硬地面后，用铁锹轻轻一撬，倒伏的苗子便又挺直了腰。合上书，慢慢回味，我懂得了莫言的“风沙哲学”。他笔下从不歌颂苦难，也不幻想逆风翻盘，而是像荒野上的骆驼刺，把根扎进最贫瘠的土壤。书中提到西北农民对抗沙尘暴的土法子：用碎石压住屋顶的茅草，风越大，石头压得越紧。不求飞得多高，只求在风沙中站稳脚跟。正如莫言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写的不是英雄，是尘土里长出来的命。”

    风推开晨雾时，我看见第一缕阳光正为劳动者的额发镀上金边。街角的老槐树抖落点点花瓣，像撒在时光里的碎钻，悄悄落在清洁工人挥动的扫帚上，落在建筑工人戴的安全帽上，落在所有正在苏醒的劳动者身上。    清晨5点的菜市场是劳动的摇篮。菜农蹲在竹筐前，指尖拂去菜叶上的露水，他们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星光，那是凌晨3点起床装车的星辰；掌心的老茧磨成了岁月的徽章，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对土地的承诺。原来最动人的晨光，除了天边的朝霞，还有劳动者弯腰时落在菜叶上的身影。    工业区的齿轮在朝阳中转动。焊工的面罩上映着蓝色的火焰，每一次弧光闪烁都是对钢铁的淬炼；数控机床的嗡鸣里，工程师的目光比刻度盘更精准。他们的工装染着机油的痕迹，却比任何华服都更接近星辰大海——那些高耸的烟囱是大地的竖琴，那些穿梭的叉车是流动的诗行，在钢筋水泥的画布上，劳动者用双手书写着现代文明的史诗。    校园的铃声里藏着另一种劳动的韵律。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行走，像春燕衔泥般构筑知识的巢。最动人的是，批改作业时，红笔尖在纸页上开出的小花，是答疑解惑时，目光交汇间燃起的星火。这些站在讲台上的劳动者，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站立，把自己站成了指引方向的灯塔，让每个走出校门的身影，都带着他们赋予的翅膀。    深夜的急诊楼是永不熄灭的灯塔。护士的脚步在走廊里织成细密的网，医生的白大褂在无影灯下展开生命的地图。他们的眼睛里盛着最深的夜，也盛着最亮的星——那些在抢救室门口徘徊的夜晚，那些与死神拔河的黎明，都在无声诉说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    风起时，菜市场的吆喝声、厂房的轰鸣声、校园的读书声，汇集成最壮阔的合唱。这是劳动者的赞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脚踏实地的旋律；没有矫揉的姿态，只有汗滴入土的真诚。而那些在岁月中沉淀的劳动精神，终将像麦穗一样，在时光的烘焙中酿成最甜美的收获。    致敬每一份辛勤与汗水，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母亲并非舞者，她的步履总带着生活踏实的重量，对舞蹈的天地全然陌生。然而11年的光阴里，我足尖下的每一寸道路，却都无声铺展于她凝望的目光中。    幼年偶然路过少年宫，恰逢一群身着白纱裙的女孩在练习旋转。她们身姿轻盈如蝶，足尖点地，薄纱裙摆散开成了一圈圈完美的涟漪，仿佛踩着无形清风的旋律。玻璃窗外，我的目光被那纯粹的美钉住，心弦被无形之手拨动着。母亲察觉到我的神往后，那日午后，她牵着我的手踏入了少年宫舞蹈班的大门。    初学舞蹈，压腿时我疼得龇牙咧嘴，母亲便依着老师教的法子，用自己温热的手掌按住我的膝盖。她的动作生疏而迟疑，生怕多用一分力便折损了我稚嫩的筋骨。我额上沁出密密的汗珠，她为我擦汗的手竟微微发颤，仿佛那痛楚也丝丝缕缕渗入了她的掌心。那简陋的练功房角落，从此成了母亲固定的守望之地。她目光所及，便是我幼小心灵中风雨不动的灯塔。后来，我的舞技渐长，投入愈深。11载春秋流转，练功房把杆上的漆色，也在我的汗水浸润下斑驳剥落。多少次旋转后头晕目眩跌倒在地，脚踝肿胀得几乎穿不进舞鞋，母亲总是无声地蹲下身来，替我缓缓按摩。她布满生活痕迹的手，如同剥落的树皮，动作却轻柔地如抚平一片羽毛，仿佛要将所有难言的痛楚悄悄揉散。    前年深冬参加关键比赛前夕，窗外雨雪交加、寒气砭骨。我紧张得食不下咽，母亲默默出了门。许久，她裹挟一身寒气回来，怀里紧搂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一双崭新的缎面舞鞋——鞋尖已缀好了比赛要求的特殊软垫。她的裤脚湿淋淋的，鞋底沾满泥泞，冻红的手笨拙地拂去鞋盒上的水珠。原来她冒雨寻遍了大半个城。她递过鞋时，只低声说：“试试合脚不？”——那朴素言语的重量，瞬间压弯了我酸涩的眼睫。    真正站上赛台那日，追光炽热。我昂首舒臂，仿佛11年的晨昏苦练都凝聚于此刻的腾跃。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台下掌声腾起。我望向观众席，母亲正悄悄用手指抹去眼角的光亮。那一刻我才彻悟，母亲虽从未读懂过舞步的章法，却以整个生命读懂了女儿对星空的仰望。    原来人间最动人的托举，并非聚光灯下那轻盈一跃，而是母亲那双从未沾染过镁粉的手，在尘世烟火里，无言地为你托起整个天空的重量——纵然她步履笨拙，不懂旋转的韵律，却懂得如何稳稳接住你每一次飞翔后可能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