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焦味，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在余光中的诗里，秋日的温暖透过青黄的枝叶，斑斑驳驳地倾洒在广袤的大地，这种夹杂着诗意和丰收的气息，流泻出浓浓的秋天。    记忆中，我们都曾拥有过这样的秋天，天空高远而蔚蓝，一花一叶，可感可触。而如今四季的变化，和时节无关，只有手机里的节气送播。可我脑海里却不时浮现出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一幕幕场景，那是一曲可以静静享受的田园牧歌。    村口高大的梧桐树，外婆家门外古朴的小桥，童年荡的吱呀的秋千，都是我记忆里一遍遍回味的美好。是啊，乡村的日子，只要你停住脚步，便能感触到生命里的活色生香，晨雾在田间地头散开，黄昏搁浅在静谧的河滩，一碗香甜的粥汤足以温暖农人一日劳作的身体。那些我们在城市遗失的自由与天真，一转身就可以在这里找回。    假期，我总要踏上那一段魂牵梦绕的回乡之旅，离开越久回来越亲切。外婆家还保留着早先的灶台，妈妈总习惯用土灶台，火升起来了，香喷喷的土鸡汤溢出香味儿，旁边的开水咕噜噜冒泡，烧完后再往灶堂里扔两三个红薯，下午的小食也有了。在乡间，一切都变得满了起来，可以静静做一件事。在乡间，才发现万物各有其序；在乡间，才发现空气也是温柔的。    这样的生活简单又治愈。    在城市生活十几年，我的家乡也从来没有停止供养我，在乡村的静谧时光里我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我喜欢爬上山顶，感受风与云穿过身体，大地的苍茫，时空的浩渺，都激荡在心里。在大山的胸怀下，我悄悄长大了，小时候的幸福就是每天蹦蹦哒哒走不完的小路，尽头是通向家的炊烟。长大后想家了就回来看看，路的两边鸟语和花香都还在，住在乡野便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来处。    早上起来去菜园摘菜，老菜叶拿来喂鸡鸭，新鲜的就着水池里清洗，劈开的干柴生火，一天就这样热腾腾的开始了。妈妈腌制的坛坛罐罐和爸爸精心打理的小菜园儿都是他们的宝贝，目前院落里有伸手可摘的野花和新鲜果子总让我感觉自己很富有，山上还有这个季节摘的野果子，摘下来就可以吃，酸酸甜甜的。    处在乡野，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到冬，四时有序，四季分明。春天，明晃晃的油菜花，圆团团毛茸茸的小鸡宝宝可爱极了，蒲公英的小黄花开在小女孩的羊角辫上别着一起长大的约定。夏天，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黄昏伴着母亲呼唤，吃饭的人慢慢悠悠地回家，只记得原野上牛羊在徜徉，菜园中蚂蚱在跳跃，小溪里虾蟹在欢悦，花朵上蝴蝶在飞舞。秋天是劳作和收获，苹果熟了，柿子也红了，聆听着谷物的低语，脚踩大地，与秋日万物一起成熟。人们忙着采摘，忙着储藏，忙着满满的幸福。云雾缭绕的地方，隐约可见不由自主停车驻足的行人，沉醉在眼前如诗如画美景之中，自然与生命在金风阵阵里饱满、成熟。冬日，人们晒着懒洋洋的阳，农闲时好好犒劳肚里的馋虫，刚刚拔的萝卜可以炖排骨，也能晒成萝卜干储存起来，再去鸡窝掏几个鸡蛋。    三餐四季温柔有趣。    纵然身处钢筋水泥的丛林，谁不曾期待遇见一个静美的乡村。走到田垄间，拥抱自然里的风，拥抱一切温柔。阳光盛开在乡野，云朵躺在微风中打盹，嘴角勾起比微风更温柔的笑，就是我无比向往的生活。虽然我们都要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但偶尔我们也需要停下来，去享受那在绿意庇护下的闲适自在生活，去构筑我们心中的“诗意和远方”。

    1939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由此，延安各类学校掀起了培养“革命新人”的教育新风。    延安时期，学校对青年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信念教育。    1939年，国统区的一些报刊大量刊登攻击共产党的文章。为了帮助大家明辨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当时有人提议延安几个学校开展辩论：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另一方代表共产党立场反驳国民党，辩论地点就放在中央党校礼堂。    因为马列学院阅览室订了不少国统区的报刊，学生们可以随便看，故准备相对充分。辩论的结果是，“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一方因准备不充分，反而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了”。    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风趣地说：我去驳一驳，看能不能驳倒。随后，他讲解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有力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在保卫延安的过程中，延安大学开展战时教育，“头两课就是熬火硝和坚壁清野”。据学员回忆，大家在化学课本里学过硝酸钾、硝酸钠，也知道含盐的成分，有皮硝，有火硝。等到熬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是硝盐，而不是火硝。搞了几天，还是如此，大家未免有些着急。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才发现硝不能一下子熬干。当熬成浓汁时，要把上面的一层盐汁舀去，让底下的浓汁风干，才能造出火硝。由此，学生深刻体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明白要用科学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通过艰苦奋斗的劳动过程。    这一时期，延大学生还不分昼夜，担的担，背的背，还有用大车，把粮食埋在40里外的山沟中。军事化训练不仅锻炼了青年的体力，更磨砺了革命意志。从此，大家认识到：“枪杆、锄头和笔杆在革命战争中是统一的，不可分开的。”    在大生产运动中，马列学院组织有劳动能力的学生上山开荒、耕种庄稼。为了解决烧炭问题，学员们经常在城南30里外砍柴。这是较强的体力劳动，但大家热情高涨。    一些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知识青年，亲身体会了劳动群众的艰苦生活，提高了革命觉悟。一名学员说：“今后如有人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就让他在这太阳下锄一天的地来烤一烤。”    在办学过程中，鲁艺曾走过一段弯路，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    曾在鲁艺求学的马可回忆，当时我们在礼堂里演出、观摩技巧，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就在外面敲门打窗，说我们是“关门提高”，还编了个歌谣讽刺道：“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鲁艺积极转变办学方向，广泛组织学生下乡调研，向劳苦大众取经。比如，以劳动英雄父女马丕恩、马杏儿的故事为蓝本，借鉴和吸收旧秧歌形式，创作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毛泽东说：“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老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那是在临近世纪末的某个夜晚，铁岭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因了一本杂志而相识的一众朋友聚在一起，不知这是第几次了，大家畅想着来日的相聚，或意气风发，或讲着讲着就兀自静默了。乱糟糟地，一个我此前并不太关注的兄弟放下酒瓶，嘟囔了一句：相濡以沫，不如相……音未落，他扭头去了厕所。就在那时，几十只酒瓶已经东倒西歪于桌边椅下了。我更是吐得厉害，空腹再战，装得像个剑客。当晚我不曾呼应那个哥们的话，因为在内心那几个字已然将我镇住了。    江湖，是用来相忘的。    多年后与那个放言“相忘”的兄弟狭路相逢，他已茫然不记得当初说过这么牛逼的话。他很忙，忙于离婚，忙于商场博弈，偶尔会在那些儒商面前背诵自己或友人的诗句，没一首能完整，但听过的朋友都说他的语调还是属于世纪末的那个夜晚。只是不知他的诗歌秀和流行的KTV相比，哪个谈成的单子更大些？很想和其中的一个兄弟坐下来聊聊，但他已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不知是否还有迷狂的戏剧，是否还有一架钢琴，如果有，请把那不知名的曲子再胡乱弹上三遍，尽管我明了每个版本均不会是记忆中的那一个。    很多人成为江湖上传说的名字，有时会从毫不相干的地方得到一点没头没尾的信息，或好或坏，不喜不悲。还有一些朋友，会相约喝酒，偶尔谈及艺术，谈着谈着就感觉特没劲，立马切换到如何养生、炒股便气象万千了。我继续写着一些分行或不分行的东西，在一次次换行间老去。    有时我会把庄子的“相忘于江湖”改成“相望于江湖”：远远的，天各一方，中间隔着水气、扁舟、飞鸟……不言不语，心领神会。终究觉得还是“忘”字好，人自在了，便离自由不远了。相濡以沫有时是迫于无奈，就像那些小水沟里的鱼；相忘于江湖则是一种气度。似乎是哪位大侠的话：每个人都在心底问过，我的江湖在哪里？小说中，贾宝玉最是喜聚不喜散，最终他弃一切而去，从此别过，多少人，多少事；现实中，一个微信就把千里外的你我逮住，我们拥有江湖，但已然不是那个属于剑客侠者的江湖。

    近日，“通途”敦煌当代艺术巡展在西安地铁钟楼站限时展出，艺术家们通过敦煌壁画笔触，描绘“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中国基建、农业、文旅、物流、贸易等行业取得的成就。巡展借助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以平凡的劳动者为主角，呈现出一带一路的当代画卷，致敬新丝绸之路的建设者。              巴新建 摄

    刘少奇在大兴安岭同林区工人和干部座谈。    “人民给你多大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刘少奇身居高位，心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大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小到衣食住行的落实，甚至是老百姓的油坛子、酒瓶子和衣服鞋子……撩开人粪察民情    三年“大跃进”，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稻菽千重浪”的壮丽景观，群众的大量来信、来访给中央领导敲响了警钟。但是，中央听到的汇报却仍是“形势一派大好”的赞美声。究竟实情如何？刘少奇决定亲自到湖南找答案。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来到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一蹲就是一个礼拜。    一天，他经过一座山坡，准备找个农民聊聊公社食堂的情况，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堆风干的人粪。想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他下意识地捡了根干树棍子一撩，似乎根本不是人粪，再蹲下来仔细一瞧，原来尽是些粗纤维，拿起来一闻，根本没有一丝臭味。“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是吃粮食少、吃野菜多的结果。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刘少奇摇了摇头，缓缓地对随行人员说道。    不久，他又来到彭家冲彭满阿婆家里。阿婆正在炒菜，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禁止小锅小灶的来了，吓得不得了，连连解释道：在食堂里没吃饱，回来再煮点野菜吃。    一个老人家尚且感到食堂吃不饱，那些长身体、出大力的青壮年的温饱程度便可想而知。刘少奇走过去揭开锅盖一看，里面不见半点油星子，顺手夹了几片叶子一尝，又涩又苦，实在难以下咽。再打开橱子里的油盐坛子，除了半坛子盐外，别无他物。“油盐坛子名不副实了。”刘少奇心里涌出阵阵苦楚。    从一堆人粪，从一个油盐坛子，从孩子们蜡黄的脸，从社员走路的精神状态和姿势，从光秃秃的山岭……刘少奇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仅自己对百姓体贴入微，察微知著，而且告诫调查组的其他干部要学会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其实并不容易，要善于看出群众的意向是什么，每提出一个问题后，要观察群众的情绪，是笑脸还是哭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经过察言观色，群众的真意还是可以琢磨到的；特别不要抱着成见去搞调查研究，专门收集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最不好的，那样认识不了客观实际。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    1961年7月16日，一辆从北京开出的专列风驰电掣般行驶在松辽平原上。刘少奇在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张昭和东北林学院周重光教授的陪同下来东北考察林业经济。    从7月20日到达伊春林区开始，接下来的整整三周，刘少奇的足迹遍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等主要林区的带岭、丰林、根河、伊图里河、图里河等林场。    7月21日，原计划是上山考察，可天气预报有大雨，考虑到道路泥泞难行，又是蚊蠓活跃之时，有人建议等天晴了再进山。可刘少奇毫不含糊：“夏季本来林区就雨多，日程已安排好，不能再等天晴了。大家都把雨具带好，下大雨我也要上山，今天的伐木工人不是还在山上吗？我要去看看。”    22日晚回到伊春，凉水、寒月等林场的书记、劳模等20多人聚集在刘少奇乘坐的那辆森林小火车上。他们是刘少奇特意请来座谈林区工人生活和生产状况的。刘少奇和他们一一握过手后，便对带岭林业区实验局的关士才局长说：“先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吧！”关局长开始还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便汇报起各项生产定额来。    “不，我不是要问你这个，我是要问你劳动工资是怎么得来的。”刘少奇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林业各工序的工资是根据林业生产条件，通过实际标定得出来的。”寒月林场劳模孟昭贵因为上午在伐木场为刘少奇表演过油锯伐木，算是比较熟悉了，便大胆地插话。    “那定额合不合理？”刘少奇又问。    “基本上是合理的。”关局长脱口而出。因为这个定额实行好久了，大家也并没认真地分析它到底合不合理，可刘少奇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我看不太合理。要是合理，那为什么山上到处扔有小径木（不够规格的小口径木头）呢？”    “因那些太小，不够规格，工人生产既费事，往外卖又没人要，挣不到钱，而那些大的、好的，既省时又有人买，这就划得来。”

    一直喜欢流行歌曲，除了优美的旋律，更因为那些干净的声音。    比如我从没去过成都，但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了这座城市。那个叫赵雷的歌手，站在舞台上自弹自唱：“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随后继续往下，直到引来空灵般的童声回唱：“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那一刻，我不禁心驰神往，好想马上去成都，坐在那个小酒馆的门口。    在众多语文老师心目中，干净的声音则是浑然天成，无须再配上音符和旋律。一棵树或一排树的枝叶在春风夏雨晚秋寒冬的时节，会发出不同的声响，许多作物在破土发芽、拔节长高时也会发出细微的声音，老师讲课时会把这些声音分析得意趣盎然。后来，我在下乡务农时常早出晚归，听到阡陌交错的田野里传出的各种声音，微乎其微却又此起彼伏，妙不可言。    再后来，我也当上了语文老师，也常常这样努力地给学生分析课文。记得我上的第一堂公开课，文本就是曹禺先生的《雷雨》选段。我最初颇发怵，随后苦思冥想中生出一个主意，把侧重点放在“台词背后的潜台词”上。我把这个设想告诉了同样教语文的教导主任姜老师，没想到他一听就很有兴趣。    我的这堂课获得了那次全县教学技能比赛的大奖。获奖当天，我到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妈，我头一回参加教学比赛就旗开得胜！”说完，我看着母亲，等着她的笑和表扬。谁知，识得不少字的母亲非但没笑，反把目光盯着我。“我看今朝神气得差点飞到天上去啦！”又说，“你这次参加比赛，难不成光靠单枪匹马，其他老师还有你的学生就没一点功劳？”    我家院子里有口老井，水质清冽，冬暖夏凉，那一刻，母亲说出这些话，就像舀起一瓢刚从井里吊起的凉水，不偏不倚地泼在我发烫的脑门上，让我倏然清醒。那晚，母亲又和我聊起了许多往事，甚至提起了我的名字：“我们最初的用意，确实是希望你长大后能荣耀发达，出人头地；但如今，我更希望你能干干净净地说话，清清白白地做人，哪怕将来没多大出息，我也心满意足。”多少年过去了，母亲也已离世，但这番教导始终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习惯了做个说真话办实事的人，乃至日常里也更喜欢那些自然清新的歌曲，就像那首《成都》，更有其他的经典老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些唱响在战火纷飞年代里的歌词，竟可以如此朴素，配上的旋律又是那么舒展，以致有评论家为之感慨：“干净的声音源自纯净的灵魂，焕发出无比的活力”，而我想补充的是，就让这歌声永被传唱，哪怕走遍海角，浪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