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八一建军节，我总爱回忆战友的旧事。想起了在团里当干事时我们的一位副政委，他有许多让人钦佩的经历。我没有他的电话，便找一位战友帮忙打听，一问，副政委健在，已经九十有余。    副政委叫吴登才，1946年入伍，那年他十六岁。    入伍三个月后，副政委所在的部队过黄河南下。那是枯水季节，全团每个人抱着个秫秸个子，往水里一扔，河面上便出现了一条半隐半现的“浮桥”。他们踩着秫秸个子，“咯吱咯吱”，一颠一颤便到了对岸。    我们团是海防守备团，防区内有十多个无比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一次清扫工事回来，副政委问：“你们知道这工事是哪个部队修的吗？”不等我们回答，他接着说：“那是1954年，先是说让我们去朝鲜支援战后建设，都上了火车，又撤销了命令，把我们拉到这里修了这些工事。”1954年，我们这些人刚上小学。    一次，看完电影《江姐》，他听我们在值班室里谈起渣滓洞、白公馆，便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后一个月，他们部队开进重庆，过磁器口时，国民党军队放的火还在燃烧。    多年后，他来京看儿子，那时距他转业离开部队已经三十个年头，当年精神抖擞的中年军人，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者。他第一次和我谈起了早年转业的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军队整顿，超出编制的一些干部要转业到地方，那时叫“削肿”。副政委——至今我还是习惯称他“副政委”——说：“你记得吧，咱们团编制副职只有两个，实际上配了七八个，安排一些干部转业成为一种必然。”他1979年转业，那年还不满50岁。程序很简单，师里的一位领导和他谈了一次话便确定下来。副政委是河北固安人，他想回老家安置，政策也允许。但不知怎么的，他被分配到苏北一个县的计划委员会当副主任。    团里用军用卡车把他送到那个县，家当才装了半车，老伴儿随军后在我们团驻地的新华书店工作，习惯了，不愿意随他去新地方，孩子不愿意转学，也没跟他去。工作了几个月后，吴登才去了一趟行署——那会儿，地区一级机关叫行政公署。走到行署大门口，他犹豫了，刚转业就提个人要求，组织会怎样看？犹豫归犹豫，想到家庭，他还是叩响了专员办公室的门扉。    没多久，调动通知到了。就这样，他又回到我们团所驻的那个县，在县政府贸易办公室当副主任，副主任的行政级别是副科，这一当，一直当到他离休。    刚到地方，一切都是生疏的。国家结束了十年动乱，跨入新的历史时期，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机构要调整，队伍要整顿，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一天都要处理因为变革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种种矛盾。副政委说，不懂就学，先当小学生。财贸系统工作涉及与工商管理、税务、粮食、商业、金融相关的十多个单位，那些日子，他每天都到这些单位转。人家有空儿，他向人家请教，人家没空儿，他就在一旁听，很快，全系统的人都熟悉了他，说他挺随和。挺随和的人也有很固执的时候。他接手了全县清仓查库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查验国有资产”。说人家不配合吧，每个单位对他的到来都热情有加；说人家配合吧，又多是磨磨叽叽，不愿意把家底子亮开。副政委说，配合也好，不配合也好，他不着急，更不训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讲明原委：国家要改革，经济要发展，不弄清家底子，怎么改革，怎么发展？一次次地去，一回回地讲，终于，表格上的，表格外的，全呈现在他面前。历经一年多，清仓查库的报告终于摆在了县政府的会议桌上，数据翔实，为这个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县委书记和县长说：“老吴，你为县里办了件大事。”    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只要一阶一阶地攀登，就可抵达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可是，很多时候，你必须在抵达某一个高度前停下来，将手中的火炬传给别人，这叫继往开来。    副政委对个人职务的高低看得很轻。他让我看他腿上的两处弹伤。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被子弹击中，战斗结束后简单包扎了一下，却发现腿迈不开了，费尽力气才挪了不到一里地。因为流血太多，他坐在地上起不来。一位战友架着他，又走了一段路，遇上担架队，才得以把他送到医院。他说自己命大，腿保住了。从这以后，只要是阴天、雨天，伤疤便会发痒。我轻轻地抚摸那两块伤疤，那是凹进去的两个小坑，能放进去一个核桃。    解放战争打汤阴，他们挖地道进入城里后，被敌人围在一个院子里，战斗僵持不下，十分激烈。突围过程中，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大家索性俯身在城外干涸的壕沟里，趴在双方交战留下的尸体上，一动不动。敌人大概把他们也当成了尸体，在壕沿上转悠了一会儿就走了。白天不能动，一动敌人就会发觉。天黑后，沿壕沟进来一支小分队，是自己人。在小分队的指引下，他们终于回到了部队。从地道进去时，他们是三十多人，出来时，只剩下几个人。    还有鲁西南战役羊山集一战，他们连200多人，战后点名，能站起来答“到”的只有8个人。回忆起往事，副政委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了，泪水不住地流。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参军时，他们一个村出来8个年轻人，有伤残的，有牺牲的，健在的只有他和另一个转业到南京的同志。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那次见面，告别时他非要送我一段。八十岁的人了，走路时依然脊背笔挺，脚板落地扎实。    如今，副政委和在那座小县城里生活的大多数老人一样，早上到河边走走，上午带着老花镜看看当天的报纸，有时看一会儿手机上的微信。他也时常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不好受。    在电脑上敲完这段文字，和副政委通了个电话。他说，他身体还行，只是右耳听力完全丧失，左耳听力也不好。我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身体总会有些毛病，去医院检查检查，配个助听器。    放下电话，我笑了，因为我这个老兵也年近八旬了。

    意义之于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有这样一个故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很久以前，有三位年轻的泥瓦匠，他们都在埋头干活。    一位哲人走了过来，问第一位泥瓦匠：“你在干什么？”    泥瓦匠回答：“在砌墙。”    哲人又问第二位：“你在干什么？”    第二位泥瓦匠回答：“我在盖房子。”    哲人问第三位泥瓦匠：“你在干什么？”    第三位泥瓦匠开心地说：“我在建设这个城市！”    结果多年以后，这三个泥瓦匠的命运截然不同：第一位，仍然是泥瓦匠。第二位当上了建筑师。而第三位泥瓦匠成了城市的规划师。    人在世上忙碌奔波，所做的事有没有意义，往往取决于你自己。    故事中的三个泥瓦匠，起初都做着同样的工作，却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不同的意义，对应的是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目标，进而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信念与动力。    哲学家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我们做的每件事，每个工作，都有意义。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意义都在那里。    但意义的大小多少，又常常是我们赋予或塑造的。    在我们唤醒意义的过程中，意义同时激励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成就着我们。    就如同在风中织网的蜘蛛，意义之网的丝线越多越坚韧，支撑的力量就会越大，悬挂其上的生命也就越丰满、充盈与踏实。

    得闲,回老家看了看,去村口的李婆家坐了坐。李婆家的小院里有两棵茂密的橘树,橘树下放着桌椅,桌上是李婆沏的茶。喝一口，是浓浓的陈皮味。李婆端出瓜子花生,还有去了皮的橘瓣。李婆告诉我,橘树是她出嫁那一年她的公公种下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橘树在小院里深深地扎了根,一年结一次橘子。晒陈皮像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行为,李婆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李婆说,她的公公种橘树不是为了吃上酸甜可口的橘子,而是为了这杯回味无穷的陈皮茶。李婆在一杯茶里品味着过往。    透过李婆的眼角眉梢,我看到了已经离开我多年的外婆。外婆的陈皮茶也是用李婆每年给的橘子剥皮做的。外婆当年嫁给贫寒的外公,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外婆和外公一共孕育了十几个孩子,除了夭折的,活下来十一个子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每顿饭外婆都是做一盆白菜、一盆咸菜、一锅米饭。二舅盛一碗米饭,从灶台还没走到饭桌前,就已经下了肚。在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窘困年代里,外婆的陈皮茶,是餐前饭后奢侈的茶饮。    外婆的十个子女都在身边,唯独我的母亲从小跟着自己的姑妈在外求学,成年以后,又在外工作,后来嫁给了我的父亲。母亲是外婆内心永远的牵挂,从母亲在外求学开始,外婆每年都会制好陈皮茶给母亲寄去。我读书前被寄养在外婆家,上学后回到母亲身边。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母亲茶杯里泡着的永远是外婆寄的陈皮茶。母亲说,陈皮茶的味道是记忆里最温馨的味道。陈皮茶传递着温暖与情感,阳光下,浓浓的爱意透过杯中的陈皮茶折射出不一样的暖意。    外婆一生经历曲折,结婚前家境殷实,从不必为起居饮食犯难,却嫁给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穷书生,从此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外婆深深地爱着外公,这份爱情谈不上伟大,也不知道在无人的角落里,外婆有没有因为这份爱情抹过泪。在我的记忆里,她没有怨天尤人,她与外公相敬如宾,在几十年的婚姻里风雨同舟。    外公的茶壶里泡的永远是陈皮普洱。普洱茶遇见陈皮，像外公遇见外婆，是浓厚的、醇香的口感，是岁月静好的沉淀，是时间凝固的美好。像杯中陈皮，经得起岁月的洗礼，也经得起时间的磨砺。

荷塘一隅                巴岩 摄

    盐城位于黄海之滨，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因盐得名，以盐而兴，是全国唯一以盐命名的地级市，自西汉时期建县以来，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同时，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也是一座浸润着新四军革命文化的英雄之城。抗日战争时期，盐城一度作为当时华中抗日战场的指挥中心，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新四军重建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旧址、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地、中共华中工委纪念馆、抗大五分校旧址、华中鲁艺烈士陵园……这些遍布于盐城各处的红色印记无不标注着一方水土的历史根脉、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谱，也承载着盐阜大地军民同心的深刻记忆。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领导的江南、华中乃至华北地区的根据地面临严峻局势。陈毅、粟裕遵照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率新四军迅速东进。同期，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挺进苏北，与新四军共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黄桥战役胜利不久，新四军、八路军两军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狮子口会师。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并立即整编部队。5月20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盐城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华中局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9个区党委，盐城由此成为当时华中敌后抗战的政治中心。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整编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总兵力超过9万人，部队迅速壮大，战斗力得到提升，相继进行了盐（城）阜（宁）、苏中、淮海、淮北反“扫荡”和车桥等著名战役战斗。同时，华中局和新四军还在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文化建设诸方面成绩斐然，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新四军因此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在盐阜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刘少奇、陈毅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策，召开各县参议会，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通过“三三制”和参议会，团结了党外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和民主士绅共同抗战；新四军领导还与当地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增进情感，巩固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底，新四军军部为了避敌锋芒，决定向盱眙黄花塘转移。陈毅夫妇将襁褓中的儿子（陈昊苏）托付给盐城爱国士绅邹鲁山代为抚养。这种高度的信任正是盐阜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凝结的结果。当时千里迢迢来到盐阜区的邹韬奋，有感于这方热土上合作抗战的浓烈氛围，赞叹道：“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    由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物质资源十分匮乏，华中局和新四军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在进行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的同时，努力开展经济建设，保障民生。这一时期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顾准等经济人才也来到盐阜根据地，新四军先后创办江淮银行和盐阜银行，发行货币、繁荣经济，另外新四军还开工办厂发展工商业。由于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新四军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排除万难，在盐城境内建成了著名的民生水利工程宋公堤，使当地民众不再遭受水患侵扰，这条长90华里的捍海长堤成为党和新四军为民造福的历史丰碑。    华中局和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积极广泛开展以抗战为主题的民族民主的文化运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接受了新的文化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形成了军民一心、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局面。在盐阜根据地开辟伊始，鲁艺华中分院便宣告成立，还相继成立了苏北文化协会和湖海艺文社等文化团体。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华中局和新四军在苏北创办了《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真理》等报刊。吕振羽、范长江、邹韬奋、贺绿汀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也先后汇聚盐城，贺绿汀音乐作品《1942年前奏曲》、丘东平小说《茅山下》、阿英剧本《李闯王》等大量抗战文艺作品，都是在盐城根据地时期进行的创作。这些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新四军作为盐城红色文化的标志，是盐城最闪亮的精神坐标，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红色基因、塑就了城市精神。248处红色遗址遗存、128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这些红色资源都已成为盐城红色文化中最厚重的内容，激励着一代代盐阜儿女践行使命、不懈奋斗。

    李大姐做着小本生意，在市场上摆摊卖瓜子。一天下午，一个穿黑衣服的大爷走到摊前，说：“抓一把尝尝。”伸手抓了一大把瓜子转身而去。大爷的举动，让李大姐目瞪口呆，卖瓜子这么多年了，常见的都是拿一两颗瓜子品尝味道的，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理直气壮不客气的顾客。    李大姐正要发火，同行的大妈指了指自己的头，对李大姐说：“一会儿我买，他有问题。”随后称了一袋瓜子，李大姐瞬间释然，对大爷大妈心生同情，痛痛快快只收了一斤瓜子的钱，大爷抓的送给他们了。    一场矛盾没来得及爆发，就悄悄平息了。李大姐心里叹惜：谁家没有个难事呢！幸亏自己嘴慢了一些，要不然伤了和气，还伤害了有病的大爷和明白事理的大妈。俗话说和气生财，以后说话之前可要慢三分，不要让嘴比脑子快。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开口之前慢三分是修炼，也是智慧。说话不经过思考，脱口而出，可能会伤人伤己。有涵养的人说话不急不躁，得体稳重，给人给己留有余地，因而赢得声望和尊重，说话更有分量。    战国时期，赵国政权交替，赵太后刚刚执政，秦国趁机大举进攻，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援助。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赵太后坚决地对身边大臣说：“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剑拔弩张的危急时刻，左师触龙进见赵太后，先从饮食起居、养身之道说起，消除太后的敌对情绪，然后以自己对幼子的爱引发太后的情感共鸣，因势利导，诚恳用“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令太后心服口服，触龙圆满完成劝谏使命，解除了赵国强敌压境的危机形势。    触龙深知，从正面讲道理，劝谏赵太后无济于事，甚至会自取其辱。他从关心太后的饮食起居做为缓冲，体会赵太后的内心，巧妙劝谏，最终与赵太后在长安君为人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体现出了他开口之前三思而后行的智慧。    有话慢说，是明理和睿智的表现，也是一个人修养的沉淀。“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去远，贵人话语迟。”河水越深流的越远，越德高望重的人说话越沉稳。    为人处世，教育孩子，都需要这份修炼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