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过后，小麦渐黄，浪一样在风中涌动，不几日，可以动镰了。褐金色麦粒平铺于阳光下曝晒，浅黄麦秸秆中通而直，轻如云朵。    童年的月夜里，用过晚餐的大人们坐在打谷场的麦秸堆旁披星编织，田畈传来雨点一般密集的蛙鸣。一根根麦秸秆，于十指翻飞中，逐渐地变幻成一顶宽檐草帽，戴在头上抵挡烈阳。浅黄的麦秸秆，在月光的淘洗中，化身一片银白。    凉风习习，站在树荫下，廊檐下，稻田中，风自四面八方来，吹着人世，吹着庄稼，河水涣涣，万物在夏风中急速生长。水稻在远畈拔节，牛在圩埂吃草，南瓜在山坡上开花，炊烟在鱼鳞瓦上徐徐升天……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妥当。小鸡雏小鸭雏褪去茸毛，小牛犊又添了一岁，生出两颗槽牙……整个村庄的生灵们，各自活在自己的秩序里，唯余黄狗不甚满意，痴呆呆想着心思，忽然一激灵，奔去村口的土坡昂首吠天，数时不绝……除了几朵路过的白云，天上一无所有。    庄稼是一茬跟着一茬来的。小麦归仓，麦地新翻一遍，拢成窄窄一畦，垄壑分明，一条条，纵横来去。人站垄沟处，以锄头尖均匀勾出一个个三角形洞口，填上有机肥，用来扦插山芋苗。    总是雨天，披着蓑衣的人去往菜地。山芋种是初春埋下去的，无数藤蔓，葳蕤一片。蹲在雨地，取一叶一梗，扦插之。雨过天晴，晨昏浇灌几次，芋苗生根发芽，逐渐地生出新叶。随后也不能闲着，扛一把锄头，一垄垄勾去芋苗间杂草，松松板结的表层浮土，描点儿淡肥。芋苗一日日见风长，将整个垄沟覆盖住，乌油油一片了。至仲夏，再也不必过问，随它们自个长去。    田畈里，水稻抽穗，扬花，灌浆，三伏至，金黄一片……收完早稻，水田耕耘一番，水平如镜，紧接着插晚稻秧……一轮又一轮劳作，循环往复。白日虽疲累，但在星月下的竹床上酣睡一夜。翌日，又是一个囫囵人。    海子有诗：家乡的风，家乡的云，睡在我的双肩……别人读这诗时，感受到的是土地自然的诗性；在我，则深感疲惫。    在我远离乡村，做了三十余年城市人后，愈发想念童年的那个故乡，纵然陌生遥远，但绝非一个抽象的名字，也非矫情缥缈的乡愁，而是深深印刻于灵魂深处的一种场域——是小小的人，面对土地星空的混沌。    睡不着的夜，人对于季节的嬗递格外敏感。近日，是什么唤醒我童年味蕾的复苏？不过是几样平凡小菜——南瓜藤可以掐来享用了，佐以几只青红椒，几瓣老蒜，颇为下饭。还有萝卜苗。是夏萝卜——空出的菜畦沤上底肥，泼一遍水，撒上萝卜籽，覆一层枯草，每日晨昏，氤一遍水。不出四五日，萝卜苗出，白秆紫叶，茵茵一片。渐渐地，自两片叶发出四片叶，叶片边缘成锯齿，一拃高了，可以拔来吃了。焯水，切碎，佐以蒜粒、醋、麻油，凉拌。唇齿间遍布淡淡腥辣气，食之醒神。    这道平凡小菜，我记了几十年。一次去宣城出差，宴席上久别重逢这道冷盘，是幼苗，刚长出两片新叶，不及一厘米，无须焯水，直接佐以香醋凉拌。那一餐，纵然表情平淡，可谁也拦不住我的内心万马奔腾。之后，再也不曾享用过它。    说来说去，不过是口腹之欲最能留得住人。所能想起的这个季节的时令菜，无非清炒冬瓜皮、山芋梗、菱角菜，还有一样不能忘记——白沙枇杷，这是家乡所没有的水果。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史馆里保存着一批特殊的“家底费”，虽然年代久远，但历届党委班子交接传承，这批“家底费”俨然成为红军师作风的象征，它们就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2930块银元。    1949年，解放兰州的战役异常激烈，成为红军师作战史上最过硬、最光辉的一战。该师某团四连的前身连队作战非常英勇，攻下兰州后，全连仅剩4人。战役结束后，团里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100枚银元分给新组建的四连。当时，团领导将银元交到新四连官兵手中时一再嘱咐：“四连不能丢啊！”新连长王立功牢牢记住团领导的话，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1932年，延川的红军缴获敌人物资后，给每名干部发了一枚银元零用。一次战斗结束后，得知部队急需大量药品，同志们纷纷从怀里掏出带有体温的银元交给组织。原来，这些银元大家都没有舍得花。听了新连长的讲述后，四连官兵异口同声表示：“银元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用！”最早的一批银元就这样被保存下来。    后来，部队在甘南剿匪，四连多次打先锋，伤亡过半，其他连队又不约而同地将节省下来的银元送给四连。因为数量越来越多，连长王立功郑重地将这些银元交给了部队，作为战士们自发捐献的一笔钱。捐献的银元也因此受到财务部门的格外重视，被单独存放。    进藏平叛时，官兵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跋山涉水，克服严寒、饥饿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即便如此，依然没有动用这些银元，甚至还有同志们陆续将自己的银元送到财务部门。后来，该师历经10余次换防，红军师前辈坚持一块一块把银元节省下来，于是，这些银元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2930块。    据红军师老前辈郭生亮回忆：1979年4月，该师奉命从西藏移防新疆，作为分管后勤的领导，由他负责押运各类物资，其中就包括这2930块银元。    如今，这2930块银元是红军师的红色“家底”。多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条件如何改变，全师官兵始终以红军前辈为标杆，做到面对腐蚀冲击不改本色、面对利益诱惑不失气节、面对风险考验不忘初衷。

    他说：宁可嘴流脓，不愿嘴受穷。他还举例子说，古往今来的那些英雄好汉，三国的，隋唐的，梁山的，哪个不喝酒？他年轻时看过不少评书，受到那些英雄豪杰的影响，为他每喝必醉找到了借口，带来了安慰。    我上中学那几年，父亲是戒过酒的。由于家境贫寒，每学期百余块钱的学费也不容易拿得出来。如果不是堂哥堂姐们帮忙，以及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我的中学绝对念不下去。那时候，父亲下定决心不喝酒了。他说，等我考上了大学，得把烟也戒了。然而，我上了大学以后，父亲就更是变本加厉地大抽大喝起来。    2014年，父亲已是七十高龄。那一段时间，父亲接二连三地病了好几场。发病的时候浑身抽搐，大汗淋漓。用他自己话说，是“有出气无进气”。医生说是哮喘，告诫他必须戒烟戒酒。父亲出院以后，我打电话回去，他从母亲手里夺过电话跟我唠起来。    聊天中，父亲向我描述了他生病的状况和所遭受的痛苦。他说：“咱俩差点讲不到话了。”听到这里，一股巨大的悲怆向我涌来。我尽量平稳了情绪，安慰了他几句。然后谈到医生对他关于抽烟喝酒的嘱咐。父亲可怜巴巴地说：“酒不喝了，戒了。至于烟嘛，不抽的话，天就不得黑啊！我少抽点吧！”    这几年，父亲独自一人在家，身体状况尚过得去，没有发生大的毛病。他在烟酒问题上，又有恢复到生病前的苗头。我们劝他别喝酒时，他极不屑又耍赖皮似的反驳：“不喝酒？你干脆叫我别吃饭算了。”他就是个七十多岁的孩子。    不过，父亲话虽这样说，但我感到他在反思，在改进。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外面喝得天昏地暗。他现在喝了酒以后，尽管话还是比较多，但也知道早早回家。他的脸上，昔日那种被酒麻木的表情也似乎有所减少。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一个孤独的老人，他害怕不被待见，害怕被这个世界遗弃，他在尽可能地自尊自爱。    在他抽烟喝酒这两件事上，我遵从很多人的建议，没有一味禁止他，只是时不时地提醒着他。六十多年的烟龄酒龄，哪能说戒就戒得了的呢？年轻人尚且困难，何况一个古稀老人。如果我要禁止他烟酒，那我将与他吵闹不断，我与他都将不得安宁。关注他的身体，也需要关注他的心灵。烟和酒，已经成了他孤独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他精神的寄托。如果我不许他抽烟喝酒，我能给他什么呢？    现在我能做的，只是给他打几个电话，却也无话可聊，电话只是一种例行问安性质的。接通电话，父亲会明知故问：“你又打电话来了？”我呢，也只会说：“嗯，你在干什么？吃饭了吗？身体怎么样？天气好不好？”等几句话。然后，父亲就说：“没什么事，挂了啊。”然而，我也必须多给他打这样的电话。一方面，我担心他的身体有什么闪失；另一方面，也让他每天有个等待和盼望，能活动一下脑子，交流一下感情；让他能对着手机说上几句话，不至于急速地退化了语言功能。    当父亲说“挂了啊”的时候，他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了。他所理解的挂电话，可能认为就像挂座机一样，把听筒放下去就可以了。他不知道要按下老年机上那个红色的挂机键。对于这，我们兄妹都知道，也不去纠正他。    往往，父亲拿下手机，我却并没有急着挂掉电话，而是继续听着电话那一头的事。    春节尚未过完，家乡还比较热闹。我听到有人跟父亲打招呼：“你儿子又来电话啦？”    父亲说：“是的，他总是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    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语气里充满了幸福和自豪。似乎每天能接到儿子的两个电话，是一件十分荣耀而了不起的事。因此，他逢人便祥林嫂般唠叨这句话。

忙罢               巴岩 摄

    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兴起是在延安时期的1941年，成为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思想革命的“动员令”、向教条主义宣战的“纪念碑”，从此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影响至今，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锐利武器和重要纽带。194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有着深刻历史背景    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加大对国民党诱降政策的同时，抓紧发动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国民党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经济封锁，还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特别是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几乎导致国共关系破裂。敌后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就像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党内正面临着与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王明机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给抗战造成消极影响。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王明却坚持过去的错误，使许多不了解情况的新党员甚至一些老党员产生了思想迷惑。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更加迫切地摆到了党中央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如何找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毛泽东系统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特别是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见过的材料，认识到“左”的错误根源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为了清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总结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的调查文章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并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两个月后，即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将“实事求是”提到党性表现和马克思主义作风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    为有力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设立机构、确立制度两方面着手。1941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深刻指出，党成立20年来，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严重，尚未被全党同志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并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作为中央和各地“工作的直接助手”。这是党第一次发布有关调查研究的中央文件，随后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为副局长，调查研究从此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    为更好推进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做了理论阐释。1942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研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真正认识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为有力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加速中国革命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从1941年起持续开展的调查研究，成为党贯通理论与实际、连结党心与民意的决策方法和工作制度。针对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盐的产运销存在军队组织和自由贸易两种不同观点，毛泽东广泛调研，在1941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基本统一了几个月来的不同认识，有效缓解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还给各根据地提供了通过周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决策实际问题的范例。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党大力推动屯田军垦，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终于在1942年底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拿起调查研究这个有力武器，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研成果。林伯渠的《农村十日》，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李卓然的《固林调查》，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起草的土地租佃、土地登记等文件，详细记录了广大根据地的各方面情况，为各级部门正确制定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形成了许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观点，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