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意味着日子或者生活的重启，挥别过往不免感慨系之。    对我来说，2022年是回忆特别多的一年。说不好2022年过得是快还是慢，慢的时候，觉得一天极为漫长，坐在阳台上看远山、看高速公路，以为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抬头看表，其实不过十来分钟而已；快的时候，又觉得这一年极快，甚至来不及分辨春夏秋冬，时间仿佛被揉成了一个面团。大多数人都大抵如此吧，人很多时候保持清醒，是依靠对时间的感受力，如果失去了这个，就会混沌起来。    回想这一年，打发时间的办法还是挺多的。其一是阅读，前两年读书读不进去的“厌读症”，终于在今年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每天至少阅读一小时，或者至少读完100页。开始的几天有些困难，总是忍不住要去了解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后来很快养成了习惯，不管一本书好不好读，只要打开了，必须读到最后一页。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平均每周两本，今年大约读了100本书，书架内外还没拆开封膜的书，剩下的不多了。    其二是写作，今年完成了给一本文学期刊写12篇专栏的任务。每个月月底交稿，月初就要构思题目，在脑海中积累素材，然后花费大约一周的时间，完成六七千字篇幅的写作。我这些年很少写得这么慢，因为写得最多的是千字评论，所以完成得很快，但这个专栏的“慢写作”，降低了速度的同时，也培养了沉浸进入文字的方法。这样的写作形式，是有助于过滤掉浮躁与不安，帮助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文字的排解与治愈功能，非常巨大，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通过书写的形式，来找到这份安宁。    其三是漫游，虽然出远门很困难，但有些日子，是可以在近郊晃荡的，今年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离家二十多公里处的一座小山，无论天气多好，山中总是罕见人烟，于是爬山便有了些探险的意味。在山中，可以遇到树丛中叽叽喳喳十分话多的鸟群，会模仿它们的叫声，和它们聊一会儿。可以看到成熟的向日葵，在夕阳下垂下饱满的头颅，我曾抚摸过它们。还有熟透的柿子与苹果，每隔几十秒钟，就会从枝头掉落下来，那是罕见的“果实之雨”……在这样的山中走一趟，从自然里带回来的气息，可管情绪至少半个月不焦虑。    转眼新年又要到了，我是不喜许愿望的人，过去有几年，会在新旧衔接的时刻，在朋友圈发一句话，“愿世界和平”，没有搞笑的意思，就是一个认真朴素的想法。这一年最大的感悟是：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果不关心别人的幸福、痛苦与否，那么自己也不会体验到真实的喜怒哀乐。都说共情能力强的人会活得比较辛苦，但如果失去了这份能力，恐怕也是一个人内在的最大缺失。    最近特别喜欢四个字，“窗间过马”，出自元代吴弘道的《醉高歌·叹世》，原句是“风尘天外飞沙，日月窗间过马”，但我读的时候，“窗间过马”这四个字跳了出来，字体字号自动加粗加大了，这四个字，太有画面感，也太有哲理性。窗外有马，你看得见它，它不一定看得见你，即便你看得见它，顶多也只有一两秒的时间，既没法叫住它，也不能跨上它……但这依然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不是吗？马没了，但时间、时光、岁月等还在，我们还可以趁年轻，去把它们轻松地消耗掉。    盼着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和朋友们继续把酒，继续远行，把被偷走的几年，能夺多少就夺多少回来。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80多年前，《延安颂》这一饱含革命深情的旋律深入人心，迅速飞遍抗日根据地，并远播大江南北。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听着这首歌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再次听到《延安颂》更是热血沸腾。莫耶就是《延安颂》的词作者。    莫耶，原名陈淑媛，出生于福建安溪。1937年10月，莫耶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从此更名为莫耶，次年春进入鲁艺首期戏剧系学习，夏天转入文学系。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莫耶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延安的一处高地，鸟瞰全城，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夕阳照耀宝塔，宝塔辉煌无比。更晚一些的时候，月亮升了起来，延河映照着天上的星星和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伴随着欢声笑语流淌。两种景致叠加在一起，让莫耶透过月色仿佛看到了无数投身革命的青年，正昂首阔步地从延安奔向抗日的前方。    心潮澎湃的莫耶迅速创作了一首歌词《歌颂延安》，并交给在延安的青年作曲家郑律成谱曲。拿到歌词的郑律成一气呵成完成了歌曲《歌颂延安》的谱曲创作。于是，一首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着的歌曲诞生了。    1939年春天，延安大礼堂里举行晚会，座无虚席。《歌颂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歌颂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延安颂》倾注了词曲作者对革命圣地的无比热爱和由衷的赞美之情。     郑律成曾这样回忆创作这首歌曲时的心境：“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生活很艰苦。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延安充满了朝气，到处都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歌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希望的，以它来歌颂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在美国纽约，爱国华侨每次为八路军举行的募捐活动中，《延安颂》和《义勇军进行曲》是固定演奏曲目。当年流行的红色歌曲《延安颂》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来说，应该完全是一首赤色宣传的禁歌了。然而，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首《延安颂》在1940年还是被巧妙地更换为《古城颂》的歌名，刊登在了国统区出版刊物《新音乐》第二卷第三期上，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之大。    早年，很多青年志士正是唱着它奔向延安，投入抗战的革命洪流。今天，《延安颂》已经成为世代传唱的经典，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符号，它所描绘的“理想国”延安，更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名词”、一段岁月与传奇的回声、一个情怀与精神的象征。

    远远看去，一个像动画片《熊出没》中“熊大“熊二”一样的身影，忽而弯腰，忽而站起，在小区大门里的菜柜前忙活着。他旁边停了一辆敞开着后门的面包车。    可能是要看世界杯比赛吧，小区空无一人。我下楼去透透风，天上飘起雪花，从有暖气的屋子出来，我顿时打个冷战，顿时觉得寒气袭身，一边搓着耳朵，一边走向门口。    这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一件半新军用棉大衣，正在从车上卸蔬菜。菜有七八种，或放在框子中，或装在编织袋中，有莴笋、蘑菇、蒜苗、红萝卜、螺丝椒、小青菜等，看着都鲜嫩鲜嫩的。还有两筐小包装猪肉，看着也新鲜。卸完车，他脱掉大衣，把各样蔬菜摆成一排，或一把把绑好，或一袋袋装好，站起身，打开了后面的菜柜。    菜柜共有五组，美观而透明，像一组组双开门的电冰箱并排连在一起。每组菜柜里有十个菜架，人们可以通过微信扫码打开柜门随心选购蔬菜。小伙子分门别类把菜和肉放进菜柜中，又把地上的菜叶子收拾干净。    小伙子整理蔬菜的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一边笨手笨脚地帮他分装青菜，一边和他唠嗑，获知安装在西安一百多个小区的菜柜，称为“老百姓身边的菜篮子”，也是每天现采直供的“扶贫专柜”。他和其他五位同事负责三十多个小区，从拉菜到逐一放菜，每天都忙到深夜。    我住在北郊，小伙子住在南郊。我叮咛：“赶快回去，抓紧休息，路上注意安全！”他回答：“不回去了，这些天都是在车上睡的。”我惊讶道：“别冻坏了，这冷的天！”他说：“没事，车上有厚被子呢”……    看着面包车缓缓驶出小区大门，我对年轻的送菜师傅，怎能不心生敬意？

《走进新时代》                                     申立  摄

    多年前，在乡村冬天，收罢秋，种上麦，乡村里的人闲了。人们开始上山，砸疙瘩，挖树桩，砍柴禾，为下大雪后烤大拢火做准备。通常，村里学校的孩子们凑星期天也要上山的。每人得给学校交一定数量的干柴，以备天冷时烤火用。家乡南山，北山，头道沟，二道沟，老青山。林子多，栗稍多，柴草深，山山岭岭有的是柴。    天寒地冻时，老师们总会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燃起一堆火，整个教室都热烘烘的。弄湿棉靴、裤腿的孩子们围上一圈，一边烤火，一边听老师讲课。有时候，老师也干脆坐在火堆前，给孩子们讲课。    也有的只顾听课，棉靴烤糊了闻到味才知道。有个叫亮亮的小伙伴，家里姊妹七个，经常穿不上新棉靴。那天，亲戚给他做了一双，他在教室烤火时不小心烤糊了。“哇”一声，他当场哭了。得知底细后，为了避免他挨打，中午放学后，老师和同学们都去了他家，并捐去了好几双半旧的棉靴。尽管不是新的，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很让人感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起当年烤火的往事，亮亮还非常激动。    学校教室里的火不小了，但烤着还是不太过瘾，像打开一坛子酒，倒进酒杯里喝一样。等放寒假，半拉儿村子的人围一起，烤大拢火，那才够味儿呢，简直是把坛子里的酒倒进大碗中或抱坛子喝一样，得劲儿。    那时候，村里大队部院、破牛屋、背风空旷处，一般都是烤大拢火的地方。大拢火，柴大、柴多，火大、火猛，人多、热闹、乐呵。牛头似的大疙瘩、二三尺高的老树桩，甚至有人把捆好的大栗稍儿个子、丈把长的废木头都放上了火堆。    那火发出“嗵嗵”“呼呼”“噼里啪啦”的声音，大人们说，那是火在笑。火堆旁，方圆几米远都热气腾腾。火堆边，不少时候会煨着红薯、芋头、花生什么的，人们边吃边聊，夜深了还迟迟不散。    想起从前的冬天，想起烤大拢火的岁月，想起那围坐一起烤火的温暖场景，那些来自泥土深处的简单真实的气息，萦绕心头，久久难以挥去。

    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如此来描述江西的地理与人文，“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子即徐稚，孺子是他的字，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个明显的例子。    徐孺子是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豫章郡南昌县人，他不但学问精深，而且拥有高洁的品格，一贯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被时人尊称为“南州高士”。曾巩在《徐孺子祠堂记》说，“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陈蕃在家中准备了一张榻，只有徐孺子来了，才能用这张榻，其他人来他家住宿都不能使用，下榻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可见陈蕃对徐孺子的重视。    徐孺子是一个虚心好学之人，他曾拜黄琼为师。黄琼住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昌，徐孺子慕名前往，拜黄琼为师，跟黄琼学习儒家经典，师生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然而，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却是相当疏远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数年之后，黄琼步入政坛，当了大官，徐孺子便主动断绝了与黄琼的交往。黄琼是一个十分爱惜人才的学者，而且对徐孺子的感情特别深厚，就有心提携徐孺子，几次三番致信邀他出仕为官，但黄琼的这一番好意，都被徐孺子断然拒绝了。    又过了数年，黄琼去世了，徐孺子得到消息后，竟然失声痛哭，而且背着干粮从南昌徒步数日，赶到江夏，到黄琼的灵前哭祭，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深切怀念。    许多人都不理解徐孺子对黄琼前后不一的态度：当黄琼出仕为官之后，徐孺子主动断绝了与他的来往；可当黄琼去世后，他却亲往吊唁，伤心不已。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徐孺子的做法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这正是他的真性情所在。他不是一个趋炎附势之人，且东汉晚期，宦官势力猖獗，许多人都选择不仕，徐孺子坚守内心的独立，保持清白做人的本色。但在内心深处，他对黄琼的感情很深，始终没有忘记黄琼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一听到黄琼去世的消息，便不远千里前去哭祭，让深切的怀念化成了眼泪。    徐孺子的境界，赢得了世人的敬重，曾巩在《徐孺子祠堂记》的结尾说汉代距南宋也有近千年了，“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何以会这样呢，就在一个德字，所以为之建祠，“所以示邦人以尚德”。

    父亲喜欢梅花，父亲总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儿时，家中的院子里有几株梅花，那是父亲栽的。父亲酷爱梅花，仿佛爱着一位知己。每有空闲就修修剪剪，施肥杀虫，总是去看望。梅花也很解风情，开花时香气溢满庭院。父亲也写得一手好字。记忆里，每到春节前，我家的院子里就开始络绎不绝，都是来请父亲写对联的。那个时候的乡村，对联都是自己写的。父亲在暗红的火炉旁，把红纸裁成窄窄的长条，手握毛笔，挥毫泼墨，满屋散着墨香。    母亲则笑意盈盈地烧水、沏茶，招待来访的客人，同时还要喂猪、喂鸭、做饭，没有一刻是清闲的。在我们看来，父亲太过文艺，文艺到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而母亲又太过粗俗，别说吟诗作对，就是后来认识的几个家常字，还是当年村里号召扫文盲，跟着老师学的。    听父亲说起过他和母亲的相识。那年他俩都是二十岁，父亲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爷爷奶奶走得早，父亲的一日三餐常常没了着落。母亲则在家中务农，说媒的人说母亲长得好看，又能干，就是没有文化，父亲一口就同意了。父亲长得高大威武，意气风发，母亲也没有嫌父亲穷，就一口答应下来。他们的恋爱很简单，没多久就把婚结了。    院子中的梅花是父亲偷着买来的，栽在院子里时，母亲还埋怨父亲乱花钱，但等它开花的时候，母亲也觉得好看。父亲总喜欢在梅花下伫立、凝望，吟诵几句诗句。时间长了，母亲也会唠叨，天天看着那几株梅花，能当饭吃吗？很显然，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等我们愈来愈长大，就更能发现，父亲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份诗意，而母亲则总是一地鸡毛。    记得有一次，他俩发生了争吵，是在麦田里。收割的麦子堆成了垛，下过雨后，麦垛被雨水打湿，因此阳光一出来，就要把麦垛打开晾晒才好。父母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父亲觉得夏雨急，说来就来，可能刚一打开雨又来了。而母亲觉得，这时天气特别晴，应赶快打开晾晒。两人争得不可开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在父亲面前发脾气。她不顾一切地在麦田里拆麦垛，仿佛把内心的委屈都发泄出来。而事实是，那天万里无云，母亲的生活经验战胜了父亲的纸上谈兵！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在腊月。不知为何，那年院子里的梅花开得特别迟。父亲终是没有看到满院梅花的盛开。    父亲不在的日子，母亲总在梅花树下发呆，仿佛在回忆曾经的往事。一次，偶然间，母亲看着梅花说，其实她叫王树梅，可是后来户口本登记名字的时候给记错了，叫王树荣了。父亲曾对她说，还是叫梅好，梅花高洁傲岸，凌寒独开，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性！不知道母亲望着梅花时，能否理解父亲对母亲爱的表达？    父亲走后，院子里的梅花，每年都开得稀稀疏疏，仿佛在诉说着岁月里的思念，枝丫迎着寒风，独自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