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读苏轼的《超然台记》，开篇那一句“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深深吸引了我。散文字里行间蕴载着的“此心安处”的生活追求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而这段时间看一本名为《作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的书，更进一步了解了苏轼。阅读的过程中，我不禁赞叹他在诗词、书法、绘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更是佩服他的率真、乐观、豁达与豪迈。 从年少成名到宦海沉浮，苏轼将自己多样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感悟化为千古流传的佳作。他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中感受人生的漂泊与虚无，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中体味倔强和孤独。后来在贬谪的无奈与迷茫中悟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于是内心坦然。 这诸多的诗句记载着苏轼如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去治愈自己。而这无数的感触，不管是何种表达，我觉得都可以用“此心安处是吾乡”去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即不管处于何种境地，只要心安，便可无憾、踏实。才能够于“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发现当下生活的“可观”，并于这“可观”中感受平凡而普通的乐趣。 凡事不过此心安。 何谓心安，对现在的我来说，它有点像秋裤扎在袜子里的安全感。这一路走来，好像被命运推着，其中夹杂着几处波动区间不大的选择。不断努力，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更多从容不迫的底气，这种底气令人心安。面对生活，做好该做的，从不慌张，从不迎合，保持自己的节奏。 如何心安？我觉得是坦然，是无慕，是和解。 苏轼曾言，“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能把握的不过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读博已近四年，从博一的迷茫到博二的崩溃到博三的坚持再到今年迷迷糊糊开始为毕业而准备。这四年的经历未必精彩而耀眼，只能说它是一条我尽心尽力走出来的独特的路。就像是小狐狸种的玫瑰花，用心浇灌，便可坦然。而且如果想要用特别的井水去浇灌玫瑰，就要亲自去挖一口或深或浅的井。这样的话，即便周围水井干涸，也不至于慌张失措，如此为心安。 每个人原本都是一条线，因偶然的契机而产生交错，相谈甚欢时总喜欢用时间去许诺，好像时间越久，感情便会越深，却不知此时相交的时间会有多久。但我并不怀疑有些诺言，至少某时某刻它一定是真心的。至于时移事易，看缘分深浅而已。某天回到平行线之后，继续各自的寒来暑往，即便再见也可坦然而对，如此为心安。能陪伴自己一生的人太少，很多人只是占据了自己漫长人生里或长或短的几个月、几年。有时候我总想寻找一个确定的结果，后来发现那是不对的。因为很多事情是动态而随机的。生活正是一个使诸多不确定慢慢走向确定的过程。聚则尽欢，散则淡然。难过与遗憾虽然无可避免，但坦然以识聚散之道，如此便可心安。 偶尔会想，为什么从大学开始在一方天地待了10年，18岁到28岁，最好的10年都留在了这所大学，有时也会后悔为什么在硕、博选择的关键节点不努力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原因可能有很多，彼时无数的细小瞬间决定了当下的朝朝暮暮。但既然如此选择，也一定有它的值得。它不是最好的，但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还算喜欢，科研压力不至于无法承受。我错过了其他选择中的繁华明媚，却拥有了现下的熟悉稳妥。有人选择走南闯北，亦有人选择一方安逸。人生多样，羡慕他人生活往往徒增望眼欲穿的郁闷与不甘，告别围城，如此可心安。 日出投身工作，日落相拥爱人，最简单，却也最难。两个人能在一起相处，与是否优秀也没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处舒服的气场。很久以前，在一些人眼里的我，是看不出情绪且对很多事情都后知后觉的。我想，应该只是把情绪和注意力分享给了亲近的人吧。珍惜身边人，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其他人的亲疏远近也就没那么重要了。一生得一人，心定而无慕，如此为心安。 生活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回报，有些事儿做不了就是做不了。只有经历诸多困难与挑战，才能清晰感知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强大。外在的期望只会越来越高，盲目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更多，只会使自己充满焦虑。明明知道自己的一些缺点，但只能尽力弱化却永远无法改掉，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愿意靠近的人不会因为你的缺点而退避三舍。缩回舒适圈，与自己和解，如此也可心安。 “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乡，是在纷繁中充满慰藉、给予力量的港湾。 此心安处，乐尽天真。

1935年10月，当时的陕北，气温已到零下，人们早晚棉衣不离身。10月19日，一支队伍出现在延安吴起县，他们因长途奔波疲惫不堪，伤病缠身，衣衫褴褛，多数人脚上穿的是草鞋、麻鞋，偶有几人穿着布鞋，也都露着脚趾。 这支队伍属于红一方面军。征得老乡同意后，红军战士就在倒水湾村驻扎了下来，在院子里起锅做饭。人多锅少，连石板都被用来擀面烙饼。部队来人找村民张宪杰借灶房做饭，他爽快地答应了，家里的水缸也借了出来，搭几块石头架到火上就成了一口锅。 那时加工的米面少，粮食只有黑豆、荞麦、糜子，都是带皮难熟的东西，烧的时候火一大，水就干了，再一加水，没想到缸随之裂开。缸裂了，又冷又饿的战士们抓起洒在地上的粮食就吃，半点儿也舍不得浪费。等离开的时候，红军战士把裂了的缸洗干净，又拿出两块银元给张宪杰作为赔偿。 “一口缸烂了就烂了，不值两块银元的。”张宪杰坚决不要。按当时的物价，两块银元可以买四个这样的水缸。 “这是纪律，你非拿不可，你不要那我们就违反纪律啦。”红军战士态度坚定。无奈，张宪杰只好把钱收了。 裂了缝的水缸虽然不能盛水了，但可以放粮食。红军离开后，张宪杰找匠人把水缸箍好，宝贝一样安置在自家窑里最显眼的地方。因为给红军战士煮过饭，这口缸都不叫缸了，而是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锅”。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麻烦群众，这是红军落脚吴起伊始就立下的规矩。铁纪铸军魂，红军正是凭借严明的纪律，赢得人民的真心拥护。

巴岩 摄

晚清名臣左宗棠，不仅在疆场上屡立奇功，也是一位以“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瑕”自期的清廉官员。 以廉洁修身 身正垂范 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世代书香的耕读之家，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质朴、乐善好施的优良品格。 他在湘阴柳庄耕读期间，继承先辈乐善好施的传统。为防备灾年发生饥荒，左宗棠“筹族中备荒谷成，又悉捐家中长物”，在本族之中建立“仁风团义仓”，选出几位公正廉洁的族人管理。左宗棠经常参加赈灾义举，每遇灾年都在路边搭建大棚，让家人熬粥救济难民，熬汤药医治得病灾民。 1862年，五十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接着又升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收入不菲。在财富面前，左宗棠没有迷失方向，还是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因为长年伏案办公，衣袖经常磨破，他就在衣袖外罩了一层袖套。这一发明被下属敬称为“宫保袖”，久而久之流行于西北大营。他任陕甘总督时，兼任茶马使，按规定可得一份兼职俸禄，十年累积白银38万多两，但他分文未动用，而是将这笔巨款留给陕甘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兰州黄河大铁桥的修建，主要费用就是这笔钱。 左宗棠在写给四个儿子的信中，大都是教育他们如何勤俭持家、耕读为本、乐善好施，不要沾染纨绔子弟陋习。 以廉洁齐家 家风清正 左宗棠俸禄和养廉银虽多，但家里十几口人生计，他每年仅寄回200两银子，以至于家庭开支紧张。1861年，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写道：“家中缺用，可于少云处通挪，候我寄还。如少云处有银可借，暂借二百金，庶药饵不缺，病可速痊……家中除尔母药饵、先生饮馔外，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致失寒素之风，启汰侈之渐。” 左宗棠为什么对家人如此苛刻呢？因为他把“崇俭广惠”和“勤耕读”作为传家之本。1863年，他在给儿子信中说：“家用虽不饶，却比我当初十几岁时好多些。但不可乱用一文，有余则散诸宗亲之贫者，唯崇俭乃可广惠也！”1869年，他在给儿子信中说：“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酝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也。” 左宗棠勉励后代要治有用之学、成经世之才，特别强调“耕田”和“读书”两者不可偏废。1866年，他为左氏新祠题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他题写家训联：“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他通过言传身教和书信诗联等方式教导后代恪守朴素家风，他题写的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一直是左氏后人牢记于心的家教箴言。左念恕是左宗棠最宠爱的孙辈之一，深受祖父影响，不喜浮华和热闹生活，后来从繁华省城长沙迁居僻静乡村湘阴县龙潭寺，坚持耕读传家，其圹志记载：“生长名门，无贵胄习，罕与人交，人亦尟知公者。” 以廉洁奉公 公而忘私 前面提到，左宗棠为官后，俸禄和养廉银虽多，但每年寄给家中的钱却很少，其他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读他的家书，就可以找到答案。1867年，他在家书中说：“先世贫苦忧瘁，惟积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但顾其私？”1876年，他在给次子孝宽信中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原来，他的巨款大多“随手散去”，主要用于救济灾民、体恤部属、垫付军饷、兴办教育、刊刻图书、兴修水利、修筑道路、购买西洋武器等。 1863年，闽浙出现灾情，他将“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1869年，湖南水灾，他捐一万两。据统计，左宗棠仅在其家书中提及赈务之事就有66次之多。 1880年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询其价值，答云水雷一具，需银五两上下，鱼雷一具，则需银二百两外，价值甚廉。宗棠因见《西国近事汇编》所载与福克之言相符，立托为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交胡光墉分送闽、浙两省，备防海之需。其价银则由陕甘廉项划兑。”左宗棠时刻关注海防和国家安危，看到有能够抵御西方舰船横行的新式武器，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廉金来购买，以备海防之需。为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本应是政府开支，左宗棠能以私人的廉俸“以私济公”。 左宗棠不仅自己以清廉修身、以清廉齐家，在进入仕途后，他还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美德运用于吏治实践，让官吏去其私心，出以公心，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吏治体系和独特的廉政文化，可简述如下。 一是察吏，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他说：“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他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他严惩不贷。他任闽浙总督时，严加劾办贪吏，并愤怒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 二是训吏，要求廉洁干练，远离贪腐。他搜集整理吏治言论，编成《学治要言》，发给各级官吏学习。他还经常以咨文、批札、书信、告示等形式向下属进行规劝、表彰、申斥。 三是恤吏，以心换心，使官吏真心为善。他认为训吏可使之不至为恶，恤吏则可以使之为善，“训”和“恤”缺一不可。得到抚恤和关爱的下属心存感恩，进而为民尽力，为国尽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左宗棠清廉自守、公而忘私，其部属纷纷仿效。湘军名将刘典负责收复新疆的军饷和后勤供应，他病逝后竟无钱安葬，全家老小生活也很艰难。左宗棠拿出自己的廉金安排刘典后事，他在致部属杨昌濬信中说：“凡一切用费，均应由弟（左宗棠）廉项内开销，不损公款分文。愚意不欲累亡友生前清德，且总督养廉应分与帮办，义在则然。” 在世风日下的晚清，左宗棠的廉洁自律是一股难得的清流。正因为他立志于救国救民，将勤俭清廉、善政恤民等清廉思想贯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才能成就大业。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喜欢的几支球队都在凌晨3点开始踢，几场比赛下来，我感觉自己已经有些熬不住了，只能第二天看看比赛的回放，妻子因此说我是一个“伪球迷”。是啊，从一个球迷到如今的“伪球迷”，从对世界杯的痴狂到如今的云淡风轻，这是一个中年球迷的必经路线。曾经在绿茵场上奔跑的男孩如今已经变成了中年大叔，足球更多地成了一种情结。 对世界杯最早的记忆停留在年轻的时候。那是1998年，我在南京一所大学读大二。那时学校的管理很“贴心”，一到晚上，学校二号教学楼里用于教学的电视就可以播放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只能播放到晚上10点。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办？宿舍楼里一个南京本地的舍友从家里带来一台14寸的小彩电，在楼顶架起天线，一群人就可以继续观看足球比赛，直到深夜。虽然熬夜看世界杯，可到了第二天，年轻的身体一点也不觉得累。 工作之后，看世界杯有了更多的选择。印象中2002年的世界杯我是和朋友在大排档看的。那时每到世界杯，路边的饭店仿佛都像过节一样，大大的背投电视，飞扬的各国国旗，人们边喝扎啤吃烤串，边看比赛。足球赛场上的瞬息万变，机会的稍纵即逝，强队翻车弱队逆袭的发生总让我们群情激昂，唏嘘不已。 2006年，儿子出生了。看世界杯的心态也不像以前那样狂热，开始有选择地看。因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熬夜看球了。我开始从一个球迷逐渐蜕化成了一个“伪球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球看的不再是那些球星的东奔西突，也不再跟着自己喜欢的球队心情起伏。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看球心情。或激情澎湃，或心平气和，或手舞足蹈，或笑看风云，其实都无可厚非。人在随着时间流逝而变老，世界杯也在发生变化。你喜爱的足球明星如今已经成为观众席中的看客，你喜欢的那支球队如今已老气横秋，这一切都难以逃脱时间的“魔咒”。 世界杯期间，在家上网课的儿子一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打开手机，翻看前一天的比赛集锦，即使如此还是屡屡被妻子打断：都高二了，哪里还有时间看世界杯！ 而中年人的世界杯，少了几分激情，多了几分冷静。这样的心情，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