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畽鹿场，熠燿宵行。”初读《诗经·国风》，就被古代劳动人民唱述的萤火虫闪闪飞行之状所感染。每到夜幕降临，萤火虫与满月、草木结伴出现，似洒落人间的星，唯美悦目。 古人称萤火虫为夜光、即炤、景天、据火、宵烛等，昆虫学家法布尔形容它是“满月里落下的银辉”，古希腊人称它为“提着灯笼的人”。 我常回老家寻赏萤火，坐于萤光漫舞的竹林间，看它们忽明忽暗、时高时低，确信它们体内蕴蓄着五千年的文明之火。这平均寿命仅5天的萤火虫，用短暂的绽放照耀了漫长的夏夜，照亮了作家们的创作灵感。 时间回溯到唐代，李白的《咏萤火》令人印象深刻：“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天愈黑，萤火愈明，其雨打不灭、风吹不熄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健康向上、阳光率真的少年李白呼之欲出。 虞世南的《咏萤》则给人以有益的启示：“的历流光小，飘飖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小小萤火虫，似乎微不足道，但它顽强地在暗夜发光，勇敢、轻灵地游弋于天地之间，执着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写此诗时，虞世南为弘文馆学士，他“志性抗烈”，笔下的萤火，不只是一只小小飞虫，而是有着雄心壮志、胸怀不凡的刚毅之士，是作者刚强忠直、胸怀不凡的人格象征。 月下微光，树中流星，不热不燃，无烟无臭。古人认为萤火虫生于腐草之间，却“虽缘草成质，不借月为光”，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晋书·车胤传》记载：“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夜读，后人把书房称作“萤窗”，隐喻苦读不辍，亦砥砺世人像萤火虫那样努力发光，自强不息。 夜之萤，虽照不了方圆之地，却亦能映照自身行止。唐代诗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写道：“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无迹，怀明义以应时。”萤火虫携光华而自照，一身光明，一生光明，如有德之君子、无迹之至人，心中有尺，言行有度。这是在警示人们明人不做暗事，君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 萤火虫总以光华示人。鲁迅曾赞颂它：“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其实，这正如鲁迅自己，执笔为刀枪，逆风呐喊。 著名词作家瞿琮在给志愿者创作的《萤火虫》里，演绎着它的精神：“如果我不能成为一颗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宇上放光；如果我不能成为一粒钻石，在天鹅绒的背衬下闪亮。啊，我愿是一只萤火虫，在漆黑的旷野里飞翔；啊，我愿是一只萤火虫，带给夜行人一点光亮。” 谈到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时，瞿老表示，“我是一个老人，现在的光可能很微弱，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只萤火虫，只要愿意发光，就能够给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一点帮助，给夜带来一盏盏闪闪游动的灯，去照亮每个有困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 当一只萤火虫遇到另一只萤火虫，它们聚成“灯塔”“火炬”，就能给人们指引方向，送去光明。 忽想起泰戈尔的诗句：“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

苗青 摄

“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这句话，言近旨远，振聋发聩。在现实生活中，认为自己聪明、觉得自己有本领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人生之路走得顺畅的并不是很多，有的人还陷入了事事难为、步步荆棘的困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懂团结、不会团结。 团结的好处众多，正如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在求索之路上，特别是拥有一定生活阅历以后，知道团结好处的人其实并不多。为何知易行难？立心不诚、立志不坚，是根本原因。从大的方面讲，投身党和人民的事业，成为某个岗位上的要件或者螺丝钉，需要团结奋斗；往小里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发展，必须要有团结周围、和平共处的真诚心愿。有的人不惧做“孤家寡人”，有的人自认为身怀绝技能包打天下，有的人故步自封、“无欲无求”、觉得不用靠大家帮衬，这些都是不能长久的。毫无疑问，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良性的外在环境是成长成才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在搞好团结的诸多要素中，宽阔的胸怀是最重要的。人与人的交往中，大家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追求多样、长处缺点有异，如果一把尺子量长短，很容易滋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矛盾。只要是追求真善美，只要不越红线，只要是为同一个大的目标努力，每个人都要有容人、容事之量，理解体谅别人的难处，善待别人，成人之美，善于拿到“最大公约数”，一起进步，共享美好。当然，遇到原则性问题，要严格要求、绝不通融，对不正之风要坚决斗争、寸步不让。即使对待一时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宽有度。 光有团结的愿望是不够的，搞好团结还需要实实在在的能力，真正会团结并非易事。毛泽东曾指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在团结的问题上也容易犯类似的错误，做不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受到视野局限、方法失误、性格差异、个人恩怨等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团结不起来或者团结的质量不高。会团结，往往需要较强的领导能力、业务能力、沟通能力等，是有“能力阈值”要求的。 团结好，大有益。团结起来既有利于干事创业，也有利于身心健康。让我们躬身践行团结的理念，在前进路上开出团结之花，结出团结之果。

我有一个习惯，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我都会把珍藏在衣柜里的那套绿军装拿出来晾晒一下。晾晒以后，庄重地穿在身上，向着镜子中的自己，敬一个军礼。 这套绿军装见证了我的军旅生涯，承载着我的青春岁月，凝聚着我的军人情结。抚摸着这套军装，就像开启了情感洪流的闸门，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充满激情的军旅岁月。 1984年秋天，我响应国家征兵号召，报名应征。在领到入伍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到公社武装部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虽然那时的军装还是卡其布面料，但穿在身上十分合体，走起路来也特别精神。村里的男女老少，特别是我的同龄人都十分羡慕。 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远行千里，走进燕山脚下的军营，开始了紧张的新兵连生活。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配发了帽徽、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帽徽、领章三点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穿着军装，挺胸抬头，甩开正步，在连队里走了一圈，精神抖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星期天，我爬上山坡，请战友照了穿军装的照片，急切地冲洗了寄给家乡的亲人、同学、好友，炫耀的成分大，报平安的成分小。 “一身绿色的军装，一首嘹亮的军歌，诉说着岁月的斑驳，手中的钢枪给了我勇气，身上的军装给了我坚强……”一身绿军装伴我16年的军旅生涯。穿着绿军装，我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民后代逐步成长为连队的卫生员、新兵班班长、军校学员、野战医院医务工作者。 绿军装陪伴我踏实起步，不断前行。穿着绿军装，无论工作中我遇到怎样的挫折，生活中遇到何种坎坷，我总能乐观自信，不屈不挠；穿着绿军装，我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着绿军装，我在训练场上战地救护，为受伤战友包扎、止血；穿着绿军装，我看到伤愈的战士精神抖擞返回部队，伤愈战士归队前那一个郑重的军礼，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铁 打的 营盘 流水 的兵 。2000年，我服从部队的安排，转业地方。我把心爱的绿军装洗净、烫平、叠整齐，保存在衣柜里。如今，这套弥足珍贵的绿军装，伴随着我走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 这套绿军装，我会一直珍藏下去。珍藏着它，就是珍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珍藏着它，就是珍藏着对军旅生涯的美好回忆；珍藏着它，就是珍藏着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某期刊封面有一幅漫画：画面很简单，几只苹果，一把水果刀，一只被削了皮被吃过的苹果。上头的题字很智慧，很骨感：“吃着坏的，留着好的；吃着坏的，坏好的。” 读着这样一幅漫画，我想起了苹果定律：如果有一堆苹果，有好的有坏的，你就应该先吃好的，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将会永远吃不到好的，人生亦是如此。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说过一段话：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理说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钱钟书先生的话当然颇有道理。但是我想，“吃坏留好”，应该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前普遍存在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品尝一些稀罕的东西时，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好的留着，还有咀嚼下去的余地；若留着坏的，也就难得有咀嚼回味的空间了。当然，也有“吃好留坏”的，这跟个人的生活状况或生活习性有关。对于这一类型的人而言，希望也好，回忆也好，最后都得服从于口舌之快。 在当代，生活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思路、眼界、追求等等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特别是90后、00后群体，是难得有这样一种“吃坏留好”的心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大势所趋的进步，是一种生活观念的根本变革。 在90后、00后群体眼里，如果确认是坏的，就没必要留下，就必须干净彻底地扔掉。如果因为所谓的珍惜，最后把快乐赔上，不适赔上，健康赔上，那才是对生命真正的糟蹋和浪费呢！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生活不断地变化，“吃好留坏”也就势在必然，理所当然了。 不管怎么说，于人类而言，回忆的思绪可以回到从前，但身体和观念却回不到从前。所以，在现代生活环境下，没有必要为求得心安，总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要想得到真正的心灵安稳，不为一时的难于选择所左右，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懈奋斗，不断创造，变革创新，谋求发展。惟其如此，我们才会随时处于人生的最佳状态，恒久拥有生活的美好和美好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也不例外。从小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心中便暗暗地鼓着劲儿，点着煤油灯、蜡烛，甚至打着手电筒都在发奋读书，打内心想着将来要报效祖国，得先学好本领。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常常陪伴我的便是书。像《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许多小人书，我都看过多遍。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日记》《可爱的中国》《十万个为什么》这些书籍让我爱不释手，感觉有滋有味！到了中学，课外读物更丰富了，我开始看杂志、看小说、看“四大名著”，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日子也很充实。高中毕业，我就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后来考上了军校，入了党提了干，在祖国航天测控领域一干就是22年，圆了我的报国梦，唱响了“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青春之歌。 记得我军校毕业分配到黄洋山营区的时候，初来乍到对新环境感觉不适应。该山远离城区，蜿蜒的山路，靠部队班车连接着“外面的世界”，信息闭塞，生活不便，团站处于留守状态，让人感到寂寞。当时，战友给我送来了一摞子书，分散了我的烦乱心理，没事时看看书就当解闷，开始读书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逐渐“入戏”，钻进了书林，却不能自拔，养成了习惯，觉得山上还挺好，绿荫连绵，空气清新，周边安静，真是读书修身的好地方！回过头来想想，也正是黄洋山让我多读了许多书，重要的是让我爱读书的习惯更加根深蒂固了，看见书籍总爱翻一翻，经年累月，丰富了知识储备，夯实了业务根基，助推工作能力的提升。实践告诉我：读史明智，读哲明理；读百科全书，长千方百计；读书无穷，迷津自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让我梦圆职业生涯！让我一路由文书、司务长、助理员、股长、后勤处副处长顺利地成长为司训基地副队长，成就了梦想，先后18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转业回到地方，悉心研读市场营销、房地产开发类书籍，延伸自身的营产、房产管理经验，应聘到一家大型企业，积极出谋划策，制定营销方案，拓展网络渠道，提升了效益，赢得了集团的信赖，在试用期未满就被任命为企划部经理。 2009年我又投身工会工作，《工人日报》《陕西工人报》《劳动者报》《陕西工运》等读物便成了我的至爱，每日必看，从中学到了不少的工作方法。阅读练就了娴熟的业务技能，帮助我快捷地进入角色，独当一面，逐步成为业务骨干。业余我翻阅电脑操作书籍，学会了PPT制作、图册编辑等技巧，延续自身的企划经验，轻车熟路地创建了工会的系列宣传册和幻灯片。几年来，先后编印宣传册38期、制作幻灯片31部，助推了工会业务的开展。2011年还被评为“莲湖区知识型职工优秀个人”。 读书让我爱上了写作。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在何岗位，“干啥吆喝啥”，坚持业务研究和创新，笔耕不辍，也品尝了收获的甘甜，曾被全军《司务长》杂志、《劳动者报》聘任为通讯员。当我的第一篇通讯《秦岭山区“一头牛”》被全军《营房问题研究》杂志“文明之花”栏目刊登后，别提我有多高兴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科研试验后勤》《司务长》等业务刊物便与我结缘，一方方“豆腐块”不断呈现。多年来，先后在军地刊物发表业务论文、通讯稿件200余篇，其中论文《刷106涂料常见的问题及对策》等 5篇在部队后勤管理研究成果评审中获奖；参加部队机关公文写作大赛荣获二等奖；散文《我的母亲》荣获“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评选”三等奖；论文《看病方便多了》参加《西安晚报》“30年回首话健康”征文荣获二等奖；散文《爱逛西大街的理由》荣获《西安晚报》“上海城杯·我和西大街征文”优秀奖；参加西安晚报、楹联协会、商场联合举办的“消费迎新 春联送福”活动，写给国美电器的楹联“海纳百川家电群雄争霸送冬去，壁立千仞国美独树一帜迎春来”从3600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优胜奖；论文《坚持“八到位”认真做好街道工会工作》荣获市总工会组织员征文大赛一等奖；稿件《恋家》荣获《劳动者报》“党徽激励我”征文大赛三等奖；论文《“四化”创新促规范“四措”并举保安全》荣获市总工运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二等奖；论文《持之以恒开展集体协商 推动职工企业和谐双赢》获市总工会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读书积累是一笔财富》获“中铁工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优秀奖；《工会经历我将永远铭记》获莲湖区总工会“我与工会的故事”征文一等奖；《誓词千钧伴我行》获“重温入党誓词——给党说句心里话”陕西省总工会征文二等奖…… 回顾自己半生的历程，成于书、功于读，是读书成就了我的梦想，践行了初心使命，圆了报国梦。我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军营，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测控事业，把余热余光奉献给职工群众暨公益事业，我将继续努力，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让读书不断刷新聪慧的头脑，使夕阳的余晖更灿烂。 （孙养利）

1931年11月，江西省万泰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罗曰芝被任命为县苏政府粮食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苏区干部紧紧围绕“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粉碎敌人‘围剿’”这个中心任务，开展革命斗争工作。 罗曰芝之后担任万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其间他主要工作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拥军优属，发展生产。受国民党的封锁，苏区缺盐，于是罗曰芝想了不少办法，他将运猪仔的竹杠掏空竹节夹带盐，后来又发明了双层的桶，桶底部是空的，可以带上几十斤盐。此外，还组织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采购销售油、盐、布匹等日用品。政府还组织互济会，调剂耕牛和犁耙农具，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困难。 当时，苏区干部走村串户做群众工作，伙食是一个大问题。罗曰芝根据中央苏区的办法，要求干部自带干粮。工作时每人背1竹筒盐、1个米袋下去，到了饭点，吃自己的饭。苏区倡议，每个干部要节约1至4个月的粮食支援前线，由各人自定节约多少。万泰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做到了。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罗曰芝他们是“盐筒主席”“米袋部长”。 万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扩红支前中，始终积极“带头当红军”，搞好“拥军优属”。由于优待军烈属的工作做得好，人人争当红军。1933年6月，县委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动员了600多人加入红军，其中党团员有100多名。在党团员的带领下，全县扩红支前轰轰烈烈，出现不少父送子、弟送兄、妻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景。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生活极其困难。为节约经费、共克时艰，支持红军反“围剿”，从中央苏区再到县区，很多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来办公。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带头叫妻子从兴国老家步行百里，送米到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来。他妻子一开始很不理解，半开玩笑半埋怨道：“你当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连 饭都赚不到 来吃呀？”刘启耀听了，笑笑说：“现在革命遇到暂时困难，等日后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他耐心地向妻子说明了原委，并说自己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应该带头替政府着想，帮助政府克服困难。妻子听了，怨气顿消，笑着表示：“行，以后我每个月都从家里挑一担米到宁都来给你吃！” 在领导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纷纷回家背米背菜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罗曰芝的妻子做了两个盐筒和米袋，互相换着用，每次都提前装好盐和米，等丈夫回家拿起来就走。有时候工作忙，罗曰芝没时间回来拿伙食，妻子就走几十里山路送去。后来，苏区群众自编了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正是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