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系唐代韩滉作《五牛图》，故宫博物院藏。    成都牛王庙 牛耕田，马戍边 写下这个标题，我将一座古代的庙宇拉近前来。山门上醒目着三个大字：牛王庙。说牛王庙，其实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三王庙，里面供奉的是牛王、马王和药王。这座古庙在临汾市尧都区魏村，为何要建这样一座庙宇？村里上年纪的人会告诉你，这是古人对安居乐业的向往。更具体的解释是，牛耕田，马戍边，药治病。牛耕田才能五谷丰登，马戍边才能国泰民安，药治病才能健康长寿。三王庙寄托着古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望。祭祀三王的大庙，仅以牛王为名，足见在三王当中，牛王是王中之王。是呀，有牛耕种才能适时下种，不至于错过时令，导致减产；才能及时收获，不至于进度缓慢，让丰产的粮食遭受风雨侵袭，霉烂在地里。牛，是丰衣足食的第一生产力。有了健壮的耕牛，才可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样戍边的将士与战马才有充足的粮草，才有足够的力量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粮食丰收，即使伤风着凉，头疼脑热，需要诊疗吃药，也不至于手头拮据，无钱买药。丰收的粮食也是钱串，拉到集市一卖，就是金银。 魏村这座牛王庙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庙里有座戏台，为元代所建，每年农历四月初十都要祭祀牛王，表达对耕牛的礼敬。在元代戏剧家石君宝的剧本《鲁大夫秋胡戏妻》里，写着“门首吹打响，敢是赛牛王社的”，可见当时牛王社庙会非常普遍。毫无疑问，在很长的岁月里，牛就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拽拉着时代悠然前行。 这不是推断，是考古发现屡屡证明过的。据我所掌握的资料，考古发现可以观测到商代的牛，以及牛派生出的繁盛文化。商代出土的文物有牛身器物、牛首装饰品和牛面具。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多件器物，整体形象就是牛，而且不是一种姿态，有卧地的，有匍匐的，还有站立的。使用的材质也不单一，有青铜的，有玉质的，还有石头雕塑的。牛首装饰品出土于王陵区，多雕饰在青铜器尊、罍等器物上，很显然是王者身份高贵的象征。牛首眼睛突出，双角向后方伸展，雄健而英俊。牛面具的发现范围很广，殷墟，金沙，陕西城固、洋县和湖北随州叶家山等遗址，均有青铜质地的器物。 比殷墟更早的牛文物，是陈列在桐乡市博物馆的一件骨耜，这是乌镇文体站清理遗址淤泥时，发现的一块牛肩胛骨，长14.5厘米，宽6.8厘米，中间的孔洞说明古人曾经精心打制过。桐乡市石门罗家角遗址，曾经发掘出7000年前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这件牛骨耜与之时间相近，说明先祖由采摘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在向耜耕时期迈进。一叶知秋，一件牛骨耜激活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再往前追溯，脚步要迈向东北大地。2007年，考古专家在哈尔滨太平镇附近调查遗存的猛犸象、披毛犀化石，居然发现了一枚长约50厘米的牛类下颌骨化石。这一发现令国际驯养学术界刮目相看，过去一直以为驯化牛开始于距今 10500 年的中东地区，东亚地区要到2000年后才有驯化的实证。哈尔滨发现的这枚牛下颌骨化石，在距今10000年前后，它说明中国先祖很早就在驯化牛，与之结成了一个生存共同体。 中华文明进程中，先祖的足迹中夹杂着牛蹄印。

打从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一个装针头线脑的小筐子。这是母亲用芭茅秆和芭茅秆刮的篾编扎而成的，轻巧实用。一有闲暇，母亲总是把它提来放在脚边做针线活。无数个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那时，一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靠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母亲右手中指上，总是戴着一枚被磨得锃亮的顶针，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戒指呢。 针线筐其实是个百宝箱，里面装的，除了针线剪刀之类的常用之物，还有许多“宝贝”。单说扣子，就多种多样。大的如铜钱，小的如黄豆。颜色五彩缤纷。白的，黑的，红的，绿的。有的是刚从货郎那新买的，有的可追塑到外祖父以上的辈份，这是母亲告诉我的。还有许多扣子“身世”不明，是母亲在路上捡拾到的。 母亲也把卖破烂得来的几枚零分钱随手丢进针线筐里，把从货郎那里买的红头绳，各种颜色的缝衣线，鞋带什么的，都系在筐子提手上。总之，凡是她认为有“收藏”价值或有用的东西，统统装进筐里。因而惯出了我的毛病：想要好玩的“宝贝”，就去那只筐里找。 针线筐伴着母亲，从年轻的少妇到白发苍苍。母亲把岁月时光，把对家人对女儿的爱，一起装在了筐里，再满怀希望地缝啊缝，让我的童年过得富足又充满色彩，以至于在我工作多年后，只要回到家，就会很自然地去探寻那只筐，感受它的份量，感受母亲的爱。

那天，在孩子的软磨硬泡下，不懂养鱼的我买回了几尾鱼来。阳光拽着孩子的欢笑声，滑进鱼缸里，忽闪忽闪地雀跃着，逗引得鱼儿咕嘟咕嘟地冒起了快乐的泡泡。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鱼儿全体翻起了肚皮，像被人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地悬在了水中央。 和我一起买鱼的同事传授我经验，每天出门上班以前，她都会把那只椭圆鱼缸放到水笼头下，以滴水注入的方式，保持水中氧气。所以，她家的鱼儿都还自由地活着。 担心孩子知道鱼儿没了而伤心，我偷偷重新买回几尾一模一样的鱼来。看着鱼饥饿地吞噬着那一滴滴水珠溅起的朵朵浪花，以获取更多的氧气，也许生活也应如此吧。让自己保持一点对生活的饥饿感，只有不满足，你才会拼命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某天，孩子爷爷垂钓回来，因为着急手中的其他事情，顺手放了一尾我喊不出名字的大鱼到鱼缸，让我过会儿捞出来装进另外的容器里。可我忘了。当我想起的时候，所剩无几的鱼儿正躲避在鱼缸的假山里。我想，也许一直安逸游走的它们，不曾了解过这样的凶猛吧。在舒适的环境里呆久了，容易放松警惕。而放松警惕的时候，或许正是危险来临的时候。 终于又到了大换水的日子。 我按照同事的经验往鱼缸里注水。不曾想，手一滑，鱼缸摔碎了，鱼儿在地上大口地呼着气。慌乱中，我想起家里存放的几个彩色玻璃瓶子。待我把鱼儿放进去，顺手添放上一点小植物后，彩色的瓶子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光芒。放学回来的孩子看见，更是喜欢得不行。也许，每隔一段时间去改变一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吧。 鱼生人生，仿佛有一些相似处，不是吗？

旧时的清明节，是酸酸的，甜甜的。 在老家，一到了清明前后，就常看到人提着小竹篮，满山溜达，捡些小梅子。有青的，被风雨打落；有黄的，熟透后就掉下枝头。回到家里，用盐水浸泡，沥干，放入容器中，加入白砂糖，用温开水浸泡至凉，之后置于冰箱的冷藏室。 这就是黄梅汤。打开容器，丝丝缕缕的酸甜就扑鼻而来。清明前，天气已渐渐热起来。孩子们一回到家，总习惯先尝点黄梅汤，清甜浸润了舌尖，整个人顿时清爽起来。 捡回来的梅子，一部分留着做黄梅汤，另一部分则用来做“梅卤”。腌渍密封后，将容器置于露天晾晒，过一段时间就会生出酸汁，这就是梅卤。被称为“梅卤”的酸汁，用途多得很。炒菜时加一点，让味道更清爽；腌制果蔬的时候，加点酸汁，也能让保存期更久。 旧时的清明节，又是油香喷薄，令人垂涎的。 清明前后，很多人家都以面粉搓成细绳，挽成环状，入锅油炸至金黄，就成了清明时应节的撒子。喜欢美食的苏东坡，早已在诗中对撒子赞不绝口：“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而看母亲做撒子，也是一种享受。从盆里捞出条状面团，指尖穿梭，不多时就将面团挽成纤纤细丝，入锅油炸后，色泽金黄，口感酥脆。 若说起口感，刚出锅的撒子肯定是最酥脆的。不过，撒子还有另一种吃法。清明那天，扫完墓回来后，母亲往往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吃晚饭时，拿点撒子，沾着老鸭汤吃，味道也不错。撒子的香味，和汤味融合在一起，口感丰富，层次分明，这种吃法也颇受欢迎。 旧时光里，慢慢品味清明的味道，是怀念，也是感伤。

 巴新建 摄

时值暖春，万物复苏，波光秀水，绿意盈盈。城里人利用双休到市郊踏青，或赶赴各处景点的花期。如果留心，在高楼大厦包围的陋地也有浓浓的春色顽强地溢出，让人赏心悦目，更值得品味，顿悟出养花人平和追美的心境。 楼下的菜场是我每天必光顾之地。比起旁边的装修得高大上的超市大卖场，它显得寒碜，简陋，但其价格亲民，还能与面容慈善的蛋贩胖嫂和长满络腮胡肉摊主大叔等叨叨话。 去年上半年，虽然菜场进行了整体改造。初春完工后，我发现它完全变了脸，入口处修了两个小花坛，两棵月季繁花灿若云霞，还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步入场内，简易地砖刚刚被人清洗过，不见污水和杂物，色彩缤纷的时令菜摆放有序，价格牌统一悬挂在各摊位前上方的醒目处，杂货店也不见乱象。更让人惊奇的是，排头里胖嫂的“蛋坊”展柜上层居然还摆着一盆生机盎然的吊篮，垂下来的藤蔓上开出几朵白色小花。 每个档口都因地制宜摆上‘奇花异草’，就连肉贩老罗也附庸风雅地摆了一盆绿萝呢！自从养上了花，他说话再也不是一口一口的，语气平缓淡定，砧板加了一块减震布，剁排骨的架势不再吓人哦！” 出得菜场，我抬眼看了临街两边的居民楼，它们后面有一片片低矮的民房和鸽子笼。因为租金相对便宜， 大部分原居民把旧房出租给刚入 职的大学生、外来打工者和做小生意者。以前我们居住的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经过去年市府集中整治，对临街的楼面和铺面重新粉刷和修缮。背街的巷子里，低矮的平房门前，楼道间，人们“见缝插针”地摆花种草，用挤出来的空地增绿，洋溢着春来勃发的生机。 这里身处陋地的人们从春天出发，不忘初心，奋斗不懈，政民携手，栽花移草，改善并优化环境，由此催开了芸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的幸福花啊！

“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中，有一组贺瑞麟烈士于1928年临刑前写就的日记。日记中的文字真实记录了当年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烈士的英勇不屈。 1909年，贺瑞麟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母是自耕农，家中有60亩地。为了能让他光耀门庭，家人变卖了大部分田地，送贺瑞麟到南京求学。1925年贺瑞麟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人民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时，贺瑞麟开始接触各种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立志从一个为父母“光耀门庭”的农家子弟转变为一个替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战士。 1925年春天，贺瑞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立即成立五卅惨案南京后援会。贺瑞麟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并率领东大附中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被学校开除。年仅16岁的他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在浦口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南京市委，孙津川任市委书记，贺瑞麟当选为市委委员兼团市委书记。7月初，孙津川在开会时不幸被捕。7月6日，贺瑞麟在家中被捕。特务从他的住所内搜出机密文件20余份及油印机等设备，认定贺瑞麟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即将其押解至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贺瑞麟、史砚芬等20多名同志挤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囚室里，只能轮番坐、轮番站、轮番睡。考虑到敌人不会放过自己，贺瑞麟于是不停思索在失去自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为党做点什么。他与史砚芬商量将狱中的状况记下，想办法送出去。所以从被捕至牺牲前这几个月里，贺瑞麟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写了四次日记，可惜前三次都被看守发现，悉数收缴烧毁了。 9月28日，史砚芬、王崇典等四人在雨花台被枪决。贺瑞麟知道自己很快难逃一死，所以又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悄悄开始写日记。 他写下了《死前日记》《给姐夫袁立超信》《未寄的信》《离散》等8册。其中《死前日记》回顾了自己19年来走过的道路，记述了自己从满腔热血、报国无门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转变为充满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历程。开始写时，只要一想到将要离开组织，尤其是一幕幕壮烈告别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贺瑞麟忍不住潸然泪下。与难友及战友作生离死别的叙说时，他几欲停笔。 在9月30日的日记中，贺瑞麟写道：“为了作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入狱……阶级斗争行为中，哪里容得下妥协与和平，同时共产党员对敌对阶级还有求饶与优待的希望？”在狱中给姐夫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是死了，为革命而死了！你们待我的一番热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也请你们不用为我而怨伤，而流泪！”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他敞开心扉，吐露了“为大家、弃小家”的心声，并表达了自己对家庭深深的歉疚之情。面对着死亡，他坚定地写下：“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而有自暴自弃的行为。”“祝你们早日成功，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 为了表达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决心，贺瑞麟不仅写，而且画。在《离散》最后一页上，他精心画了一颗五角星，星内写了“雨花台”三个字，表明自己已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慷慨赴难的准备。 1928年10月6日，贺瑞麟从容地走出看守所，走向雨花台刑场，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贺瑞麟牺牲前，交代狱友刘德超把他的日记交给党组织。刘德超出狱后，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这些手书被他视若珍宝，装在一个陶罐子里保存起来。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决定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1950年6月，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名为“征集在宁牺牲之人民革命烈士的史迹”的启事。刘德超看到后，将这些资料辗转交给雨花台烈士陵园。 烈士绝笔，字字血泪，页页悲凉，感人肺腑，激励着每一个革命者和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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