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在早上七点，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我与葡萄牙作家安图内斯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天天咬，我一定比这个冬天的残雪，还要千疮百孔。    多想赖一次床，特别是在被朔风团团包围住的寒冷的冬日。睡多长时间也没用，都抵不过清晨一秒钟的赖床。冬天的床，像一个人温暖的怀抱，而热乎乎的被窝筒，就是它的胳膊，它将我们抱紧，缠绕，裹夹，无力抵抗，欲罢不能。    赖床这件事，多在冬天发生。天越寒，便越想赖床。窗外北风呼啸，吹响赖床的号角。手伸出被窝，冻得一哆嗦，缩了回来。脖子也跟着往被窝筒里缩一缩。样子像极了受惊吓的乌龟。勇敢的人一把掀开被窝，翻身起床，像一个慷慨就义的英雄。大多数人做不了英雄，我们更愿意做一只赖床的狗熊。    夏天不赖床。天太热，躺在凉席上，后背也发烫，汗流浃背，泡在自己的汗水里，赖床便没有意思了。再说夏天早晨起床也不费事啊，一个骨碌，穿着大裤衩就翻身起床了，冬天是我们先焐热了衣服，衣服才肯为我们保暖。春天只令人犯困，赖床的人也不多。和煦的阳光勾引你，无尽的春光勾引你，花朵也派来蜜蜂“嗡嗡”地勾引你，春心荡漾，谁还舍得赖在床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果实，秋高气爽，就更不能赖床了。    必得在清晨，才算赖床。天一黑就爬上床的人，那叫恋床，而不是赖床。白天打个盹，迷迷瞪瞪，醒了却不起来，也不叫赖床，那叫犯迷糊。赖床是天已经大亮了，市声喧闹，你还不想起床；是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肯起床。这样看来，赖床其实是做了很大牺牲的，一个人若能把赖床的工夫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就没有做不成，做不好的。    不到最后一刻，赖床的人，就决不止赖。他盘算着，再赖下去，就没时间刷牙洗脸了。那就不刷牙不洗脸呗，赖着。再赖下去，也没时间吃早饭了，那就不吃，饿一顿权当减肥，继续赖着。再赖下去，上学要迟到了，上班打卡来不及了……势如火烧眉毛了，这才不得不爬起来，穿衣服比川剧的翻脸还快，动作比消防员还利索。赖床的精髓，就在于能赖一分是一分，多赖一秒是一秒。    为了早上能赖个床，人们想尽了办法。有人晚上睡觉前，就将早餐准备好，文件包、坤包或书包收拾好，以免因为赖床，早晨手忙脚乱；有人睡前将脱下来的衣服，按照穿衣顺序一层层叠好，这样早晨穿衣就快了，节省下来的几秒钟，就拿来美美地赖床。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赖床，是因为赖床确很温暖，赖床真的很美妙。赖在热乎乎的被窝筒里，把昨晚的梦境再重温一遍，把人生的大事小事且放一放，多么曼妙。倘这个清晨窗外飘着雪花，想一想自己尚能窝在温柔乡里，人生该是怎样的洁白而温暖。    生活当然不会允许我们天天赖床，但像往年的冬天一样，若能偷得浮生半日之闲，我必要美美地赖一次床，让自己的温暖，彻底地穿透自己。

    年终岁尾，我们总是会习惯于反思一下自己已然消逝的生活。在这难得的反思中，我们似乎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偶尔孤独一下。因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能孤独，也无法孤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忙碌，好像工作得越多，就可以得到越多；体验得越多，就可以自我丰富得越多，而每个人也都在朋友圈里炫耀自己生活得“多”，得到的“多”。转眼之间，对“多”的追求，忽然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箴言，似乎只有得到的“多”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只有付出得“多”才觉得是“活”出了自己。    当然，很多时候，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的忙碌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要谋生，要工作，我们已经不敢让自己闲下来，更不敢让自己有孤独的时刻。而同时，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模式已经变成“以手机为导向”的“物导向”的工作模式，从头到尾，自始至终，所有的工作都离不开手机的“发号施令”和“下一步”的“打卡”完成。可正是因为万能的手机和无所不在的网络的出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更没有时间孤独了，几乎每一刻，我们都处于“在线”的忙碌状态。或者说，我们总是处于“移动办公”的状态，下班后的我们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继续“办公”，哪怕是深夜，也会有各种工作信息悄无声息地借助于看不见的网络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而我们的卧室也因此变成了办公室，白天和黑夜也不再有区别，因为我们的夜晚也因各种各样的屏幕的荧光变成了永不消失的白昼。    我记得博尔赫斯曾讲过对人的一个可怕的惩罚，那就是把人放到烈日当空的沙漠里，然后割去这个人的眼皮，让其永远不知疲倦地睁着眼睛。而现在，我们就是被手机“割去”眼皮的人，昼夜只能睁着眼睛看着比阳光还要炽烈的屏幕，尽管心力交瘁，却无法闭上自己的眼睛。    因此，我们不知不觉失去了让自己孤独的时间，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世界。我们似乎从早到晚和很多人一刻不停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忙碌的朋友圈里，和他们一起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去世界各地游玩，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会，去彻夜狂欢。而朋友圈就像个永动机一样的旋转木马，总是在旋转，总是有各种五彩斑斓的人和事层出不穷地涌现，还总是在叮叮咚咚地发出诱人的音乐声，让我们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也让我们再也不能孤独。    可是我们却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孤独意味着对自我的反思，对世界的直观。而且，孤独意味着自由。但不仅世界害怕我们孤独，我们自己也害怕自己孤独，因为我们自己也害怕自己处于自由状态。因为自由将使人不得不面对孤独的自己，将使人直视自己赤裸的生命，感觉到人的脆弱、短暂，还有存在的荒谬和活着的真正的意义。    更何况权力不让人孤独，金钱不让人孤独。权力希望人透明，金钱希望人忙碌，而权力永不眠，金钱永不休。因为透明使人不再拥有自己，忙碌也使人丧失自己。而害怕自由的我们也乐于让自己忙碌起来，以忘记自己其实可以去孤独，也可以去自由。    所以，总有太多的思想在蛊惑人，太多的工作在锻炼人，太多的活动在招募人，太多的消费在吸引人，太多的生活在诱惑人，却唯独没有让人孤独的时候。    加缪曾经说，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人生的意义大概就在于尽可能地去争取“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紧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要活得最多”。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一切都无比丰盛的时代，我们已经因“活”得太多甚至“最多”早已力不从心，而我们也已经为了活得“最多”迷失了自己，同时也过度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自己，只剩下所剩无几的自己。    也许，在我们这个无法孤独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像加缪所说的那样去争取活得“最多”，而是要努力活得“最好”。因为只有让自己设法“少”下来，让自己有机会面对孤独，才能让自己去享受那一刻来之不易的自由，从而获得本真的存在，去深味那人生的意义；而不是肤浅地在对“多”的追逐中过着一种流于表面的忙碌的生活，从而丧失对自己的反思，也丧失与世界的距离，最终泯然于世界之中。

    一进入腊月，腊八粥的香甜还在人们的口中弥漫，七村八乡就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和猪的号叫声，那是庄户人家开始杀年猪了。    农村人的思想里，喂有一头猪的人家，才可称之为富裕幸福。如果过年家里不杀猪，会被认为这户人家的生活不怎么样。我家过年是一定会杀年猪的，倒也不是家里有多富裕，主要是父母是很有仪式感也很讲传统的人。过年敬祖宗的香火案上要是没有猪头、猪脚、猪尾巴，那对祖宗的虔诚度是不够的。所以，就算家里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喂养一头年猪。    过去养肥一头猪，大概需要近一年的时间。因此，每年二三月间，甚至更早的正月里，母亲就要打听哪里卖猪崽。有合适的，就早早定一两只。回来去山上树林里扒回满满几背篓的桦栎树叶，把那早已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猪圈填得满满的，松软暖和，让人看了都直想上去打几个滚，躺在上面睡一觉。等到猪娃满了月份，挑上一只或两只看起来品相好、长得精神的，用装着半篓树叶松软舒适的背篓给背回来。母亲一天四五遍地给小猪娃喂吃的，有时候故意多做一点红薯糊汤，有时候是烫熟了的麦麸或者麦面拌汤，用一个葫芦瓢装着，满怀爱意地喂它们，一边喂，一边还用手抚摸它们的颈背。慢慢地，它们接受了这新的环境，与主人也渐渐熟络起来，一听见脚步声，总是一骨碌从它藏身的树叶堆里钻出来，摇摇头上的树叶，哼唧哼唧地跑来，抬起一双闪亮亮的眼睛，充满期盼地望着给自己送吃食的主人。    母亲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猪圈边“啰——啰啰啰”地呼唤小猪，母亲一召唤，两小只从树叶堆的深处一跃而出，就会奔到猪圈边。下地干活的母亲，总会从地里摘几把野菜，拿回来让小猪先垫垫肚子，然后再去给它们弄吃食。养猪的过程是辛苦的，就像照看小孩子，怕冻着、怕饿着，但也是快乐的，看着它们一天天地长大，活蹦乱跳、快快乐乐，感觉每天都有了牵挂，有了生活的寄托。只要猪圈里不空，杀年猪的愿望就不会落空。    十月间，小猪长成了“半泼子猪”，这是猪最能吃的时候。常常是一桶猪食，不一会儿就被两头半大不小的猪埋着头给吃完了。这时候，也是农村喂猪最难的时候。红薯藤、花生蔓等粉碎的饲料已基本吃完，新一年的叶叶蔓蔓还未长出，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得担起打猪草的重任，半天寻不到半篮子，真的很辛苦。    要想过年杀头大肥猪，冬月间，就要开始拱猪膘了。一堆堆的红薯，洗净蒸上一大锅，捣碎放大盆里存着，每顿烧小半锅温水，把红薯泥煮热，再烫一点儿麦麸、玉米面，拌点儿泡开的花生饼，香香甜甜，猪吃得头都不抬。很快，就养得膘肥体壮，这时候，也就到腊月天了。    母亲站在猪圈边，半是骄傲半有不舍，可心里已经在盘算，哪天去找杀猪佬呢？    到了腊月的某一天，早上四五点，母亲就起床烧满满一大锅热水，一边烧水，一边收拾头几天就准备好的萝卜、白菜、蒜苗、葱。到天亮的时候，杀猪佬来了，帮忙的也来了，大大的杀猪桶准备好，锅里的水要翻大泡。几人悄悄下到猪圈，抓耳朵的抓耳朵，抓腿的抓腿，猪叫声、人喊声、旁边还有吆喝声，好一阵吵闹。六七个人围着猪，一声吆喝，终于从猪圈里把那头待宰的猪给拽了上来，连拉带拽拖到杀猪桶上面的门板上，杀猪佬从猪脖子上一刀下去，那头拼死挣扎的猪，一会儿就只剩抽搐了。这个过程要尽可能的顺利，中国人做啥总讲个吉祥，杀年猪顺利，预示着主人家这一年将顺顺利利。    这时，父亲赶紧从家里拿出准备好的香和炮，对着猪圈的方向，点燃三炷香，恭恭敬敬地拜上三拜，再放一挂鞭炮，以示谢意和祈愿。猪已用几个大铁钩子钩着，挂到一个早已搭好的架子上，一分两半，除去了肠肚内脏。主人拿来一杆秤，即使费尽周折也要称称猪肉的重量，这既是一年的辛劳，也是一年的收获。能称出上百的数字，会引来邻居的羡慕与夸奖。接下来就是大卸八块，再细分几十块，放在一个大木盆里晾凉，花椒、盐细细抹匀，腌制五六天，等到一块一块挂在墙头，排成一长排的时候，谁从家门前过，总会投去羡慕的目光，有的甚至会数数有多少块。    吃杀猪饭也是一个重头戏，每年杀年猪，母亲总是煮一大锅肉，烟熏火燎，肥的瘦的，炖洋芋、炒萝卜、烩白菜，盘盘不离肉，个个味不同，白馒头、酸菜面、白米饭齐上桌，邀请的亲戚朋友，帮忙的师傅乡邻，围着桌子大口吃肉、大杯喝酒，尽享美味和快乐。完了还要给左邻右舍一家端去满满一大碗，叫大家都尝尝鲜。    杀年猪，见证着乡村人的富裕生活，见证着乡邻亲朋间的深厚感情，也是乡村人对来年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寄托。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结尾，皮埃尔对娜塔莎说：“我们总以为，一旦离开走惯的道路，一切就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东西才刚刚开始呢。有生活，就有幸福，来日方长，这话是我对您说的。”    有生活，就有幸福，来日方长——这是我对2025年说的。    有人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是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完美的计划、无懈可击的方案都会在实行过程中出现变数。作为个体的、微不足道的我们，只能在变数发生时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改变节奏，接受变数。    惯性，不只是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种主宰我们思维的方式。那么，打破惯性，接受不确定就是我们主宰自己生活的良方。    积淀自身，储蓄内心的力量，会让我们在猝不及防的变化面前从容应对。无论何时，离开了既定的方向和轨道，走在人生的岔道口，我们都会选择新的道路，而美好也会随之开始。    有生活，就有幸福，来日方长，我的2025。

    家乡在皖西霍山。这里自古崇德尚文，腊月里“请对子”的传统代代相传。打年货时，人们就会备好大红纸、墨汁，以供“请对子”之用。    何谓“请对子”？家乡人对大门的对联非常讲究，认为是家庭的脸面，最能体现家庭的文化素养、家风传承，所以一定要郑重地请学富五车的老者拟定，把上年的收获、感悟，来年的愿景、渴望，都凝聚在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对联里，这是相沿成习的自觉。在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在，虽然自己也能拟联，但人们依然遵从“请对子”的习俗，一示重视，二含自谦，三显恭敬，觉得请来的对子，更具仪式感，贴在大门和庭院，喜气洋洋，火火红红，“门楼子”气宇轩昂，神采焕发，这个年才过得有意义，心里才踏实。    进入腊月，有名望、善书法的文化人，成为十里八乡的“香饽饽”，这家拽，那家请，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但是，多年积累的功力被乡亲认可，他们倒也乐此不疲，欣然愿往。    按照约定的日子，家主早早上门请先生。听闻先生将到，周围的乡邻手拿准备好的红纸，也一起涌来，笑脸迎候。先生来到主家的堂屋，主妇忙着倒茶，主人敬烟，先生入座，稍事休息。一会儿，先生一声：“干活！”大家不约而同站起身来，忙不迭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先生诙谐地说：“那就劳你发财的大手，牵牵纸吧。”先生起身，来到桌前，从自己的行头中，取出大小不等的毛笔，顺势摆在笔架上。然后挑上尺寸相适的毛笔，在清水碗里沾了沾，提起来看了看，觉得可以，随手拿起墨汁瓶，拧开盖子，将墨汁倒入空碗中，顿时，浓浓的墨香飘散在空气中。先生双手把铺在面前的红纸捋了捋，消除凹凸，使其平展。随后，提起笔，在盛着墨汁的碗里蘸了蘸，屏住呼吸，聚气凝神，挥毫泼墨，无拘无束，笔走龙蛇。少顷，一副对联即大功告成。主人边连声道谢，边把写成的对联移至空白地方晾着，等候收墨。大家围拢过来，一饱眼福，啧啧称赞。    近些年，家乡的党政部门顺应老百姓的需求，每年腊月间，都会邀请书法家、文化志愿者前往乡村，义务为群众拟春联、写对子。如今，这已成了家乡人忙年必不可少的环节。乡亲们赶“文化之集”，请“春节之联”，家乡的新年俗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腊月里，迎着一张张笑脸，漫步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乡村，我仿佛看到，一扇扇大门，门楣上红彤彤的对联，像一束束报春之花，扑面而来，为宁静的乡野，增添了喜庆与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