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说“西安”，叫“额西安”，“额”是“我”的意思，但比“我”更丰富，似乎有自豪与夸耀的成分。我第一次来西安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是瞒过家人偷着来的。听说西安好，从西安来的人，穿戴谈吐都不一样，洋气得很。身边凡去一趟西安回来的人，看人都是眼皮向下耷拉着。我便也想去膜拜一下。那时去一次西安可是太艰难了。早上五点多就朝车站赶，下午五六点才到西安城墙西门外的停车场落停。人已被摇散架了，可要摸进城中心去看钟鼓楼，还需走一个多时辰。难怪说我家乡镇安县的县长，在解放初进省城开会，骑一匹瘦马，腰上挎一个防土匪的“盒子炮”，来回要走半个多月。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中，罗甲成进西安上大学，当汽车从“仰脸只见一线天”的秦岭深处，一下“跌”进八百里秦川时，他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世上还有这么宽阔的所在，真正的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啊！    那正是我第一次从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的沣峪沟口钻出来，初识西安时的惊奇与惶恐。大地阔绰得有些不真实。也许与阳光有关，我甚至有一种被暴晒后的神经错乱之感。整个关中都是金黄色的，远处还有隐隐约约闪烁着的芒刺。我在向一座金色的城市靠近。而后来，我也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西安人说“额西安”时，眉梢是要上挑一下的，下意识地还想捕捉你肃然起敬的眼神。这块土地的历史比周秦汉唐还要早几千年，自然就留下了不少文化层。    哪个工地说挖出了什么宝贝，也就是文物部门惊喜一下，对于市民，那不过是好比突然有一天，某个人翻出了他爷、他老爷、他老老爷用过的什么物件——但凡翻，准有。我的书法案几上有个用了好几年的镇尺，有一天一个行家来，无意间看了看，说这是唐代一个厨子用过的菜刀把。这个厨子肯定是个名厨。上边刻了一段蚊子腿般细密的文字，拿放大镜一看，说是给外国使节做过菜的记录。我还说赶紧藏起来呢，却突然不翼而飞。飞就飞了，过几天，又有人拿来一个晚唐的剑柄，烟熏火燎的，残破还带着包浆，刻着“杜牧之剑”四个字。我乐坏了，又找行家来看，行家噗嗤一笑，说是假的，制成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我是因做专业编剧而调到西安的。编剧是个好职业，不用坐班。我从秦岭深山中带来一辆飞鸽自行车，每天除了读书写作外，就骑着车满城乱飙。那时还真能“飙车”，不像后来，人多得没了自行车的路。我想把西安的旮旯拐角尽量转遍，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上个月转过的地方，下个月再来，要么成了马路，要么有新的楼盘正拔地而起。我把自行车由新骑到旧，由铃声清脆骑到笨如木铎，终于还是没把西安转完。不坐班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那辆自行车是我认识西安的“宝马”“奔驰”。很多年后，我从废弃的自行车棚里把它翻出来，前边的铁丝框里，还放着一张磨损成鱼鳞状的西安老地图。    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更喜欢蓬勃在皱褶里的市井喧闹。我去大雁塔、小雁塔和上钟鼓楼、古城墙的次数，还赶不上去早先的竹笆市、德福巷以及现在仍烟火漫卷的回民坊次数的零头。“额西安”人，不能提长安二字，一提都能给你叨咕一长串有关文明与文化的古今来，叨咕得不知人家有多烦。我爱跑步、走路，那就从跑步、走路说起。有一年，几个朋友突发奇想，计划一礼拜走一回全长十几公里的古城墙。几个人整好装备，女同胞还买了遮阳帽，捂得跟放蜂人似的，可互相等来等去，最后只上去走了一回。由此，我想到长安的几个老“走家”，那可真是说走就走，直走到青丝白发、地老天荒。    首先是汉代的张骞。他“凿空”西域，从而让中原与西域的商贾、有司、文人、僧众、情侣、旅行家、探险家纷纷走起来，走出了一条平等交易、和合共生的丝绸之路。世界由此走出了阔大而开放的格局，以及现代文明的万千气象。    再就是玄奘。他舍身求法，一走十七年，被誉为“佛门千里驹”。一个生命在当时的境况下的心绪浩茫，精神孤独，常人难以想象。最终所冶炼出的，是信念，是借鉴，是融合，是开创，是度人度己。玄奘在盛唐的这一走，是“额西安”人一说起来就要去大雁塔走一圈的高古情牵。    还有司马迁。他从青年时期便壮游四方，从而收获了洞穿历史与现实的锐利目光，也得到了来自民间的丰富滋养。在他的笔下，除帝王将相外，还有大量“不入流”者的开阔“生死场”。他对普通人的价值肯定，对失败者的同情宽容，都展现了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多角度书写。    历史上这三位伟大的“行走者”，在广袤的天地与深邃的内心世界中不懈求索，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刻度。    前人的足迹，形塑了无数后来者的步履。今日西安，随处可见虎虎生风的行者。有些人每天绕着老城墙根走一个来回。有些人走得更远，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来自这个城市的奔走者。有人出去就有人进来。钟鼓楼、大雁塔、古城墙等景点，游人摩肩接踵。人们走过周秦汉唐，也丈量着被深厚传统所哺育的现代西安。我春节回西安，晚上想到曲江走一圈，竟然易进去难出来，那不是走，是挪，两条腿稍岔开身体才能平衡。朋友问我都看见了啥，我说好像是无尽的后脑勺。我们朝世界上任何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凑，看见的不都是后脑勺吗？那叫“人气”，人气也是资源。    比如一个叫“朱东生”的人，大家都叫他“生生”，我的长篇小说《装台》里有他的一些影子，那个人物叫“刁顺子”。小说与电视剧创作出来后，生生找过我，感谢我写了他，我也感谢他，同时告诉他，刁顺子是“额西安”千千万万个生生的缩影。刁顺子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生生身上都有。我从认识生生那天起，就多次见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辆三轮车上，到处包着防护布和塑料膜，用来保护要拉的货物。有一次我见他拉了满满一车玻璃，他不是骑车，而是弓着身子拼命朝前推。那玻璃随时都会倒向一侧，他就用脑袋和肩膀紧紧防固着。六十好几的人了，见天还在装台、拉货、行走。有一次，我见他在文艺路等活儿，身子仰躺在三轮车里晒太阳，我说：“还拉，啥年纪了？”他一笑，说：“不动弹，就早早死劈了！”    五年前，我调离西安。每每飞机掠过上空时，俯瞰舷窗下的这片土地，总感觉很多古人仍在场：张骞还在西行的路上跋涉，而玄奘已带着经书回到了长安。那纵横交错的西安街区，比汉长安城、唐长安城不知大了多少倍，人间烟火与夜长安浩大的金色轮廓，已然升腾起万丈光芒。想想朱东生们的三轮车，也正在如织的人流中避让、钻穿、寻觅，那铃声虽然单薄，却依然声声入耳。

    大哥参加高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才四五岁。全然不懂高考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大哥在几十里外的镇上读高中，家贫，粮食不足，住校的大哥每次回家都要背一袋红薯到学校作为主食。目送大哥离家时，我像个小大人一样，总要叮嘱他，你不要把红薯背去又给某某吃（某某是大哥的两个同学，同住一个生产队）。那时人虽小，却已懂得心疼大哥，几十里外，在小小的我心中如在天边一样遥远。大哥背着那么重的红薯走路去读书，双脚总会被磨破，双腿酸软，肩膀还会被背带勒破皮。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哥从小就非常懂事。回到家里从来不要父母吩咐，总是见事做事，还要代替父母给我们三个弟妹派活儿。穷则思变。大哥很早就懂得农家孩子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非常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也会不断给自己创造学习机会。记忆中大哥上山坡干农活时总是带着书本，稍有闲暇，一定打开书看上几页，或背上几行。煮饭、煮猪食时一只手往灶膛里塞柴添火，一只手拿着书本，眼睛在灶膛和书本之间自如转换，不会误事。    那一年，命运仿佛故意和大哥开玩笑。高考结束后公布成绩，大哥以一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贫困至极的家当然没有余力供大哥复读。在老师们惋惜的目光下，不甘心而无奈的大哥回大队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高考虽然失利，担任民办教师的大哥却从未放弃学习。教学之余，大哥除了帮着家里干农活，仍然抓紧一切空闲时间看书。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年，国家出台一个政策，民办教师可以考本地的师范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教育，毕业后成为正式的公办老师。大哥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最终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分配到乡镇工作的大哥并未满足于一个正式工作，好学的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大学梦，依然孜孜以求。成家生子后的他继续参加自学考试，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几年后取得大学文凭，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九十年代末期，计算机在乡镇鲜为人知的时候，大哥已通过自学熟练操作电脑，学会自己组装、维修电脑。他将电脑知识和从事的教学、财务工作结合起来，总能高效率地完成任务。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大哥被评为县里最年轻的高级教师。后因财务管理方面的突出成就，大哥被调到县财政局担任总会计。    我曾对大哥说，如果你当年考上大学，一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大哥说，那不一定。高考是人生重要的分岔口，但不是唯一的分岔口。高考并不代表全部。经历高考，会在这个路口分道扬镳，去到不同的路，遇到不同的人，开始不一样的人生。然而，不管在哪条路上，走着走着，总有另外的岔路口出现。命运大的改变最终是看一个人是否具有持续的学习力。    每年的高考，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正如大哥所言，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分岔口。不管走在哪条路上，只要不放弃，终能抵达。只要保持持续的学习力，路虽远，行则将至。    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在路上，就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

    为纪念封至模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与逝世五十周年，“剧坛楷模——封至模生平艺术展”近日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开展。展览以封至模生平为主线，展出了封至模珍藏的各个时期近千张高清照片，同时展出的还有封至模珍贵手稿、手绘秦腔脸谱、担任片头报幕的唱片以及经他改良的秦腔行头实物。    封至模（1893年-1974年），戏剧作家、导演、理论家、教育家，陕西西安人。他是我国话剧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创始了西安多所戏剧剧社（团），为秦腔艺术在理论、教育、创作、实践和革新诸多方面立下汗马功劳，曾被誉为“秦腔艺术改革的一代宗师”，并留下多部佳作至今唱响。           巴岩 摄

    盛夏时节，阳光炙烤，地面温度趋于白热化：草木庄稼恹恹地打着卷儿，青石板路烫得令人跳脚，河水也温吞吞的，没了凉气儿。    在那没空调没冰箱、鲜见老冰棍的年代，夏日清凉是多么难寻啊。半夜风、连阴雨、黎明露水，算是吧，但它们都不及深井里打上来的“井拔凉”来得可心。    所以往昔村里人评判是否凉快，爱以“井拔凉”为标准。又热又渴又累时，一碗井水咕噜噜地喝下，解暑、解渴又过瘾！你真的能觉察一股清凉在身体内行进的路径：从喉咙一路向下，直达肺腑，进而渗透全身毛孔。“嗦”地起个寒战，清凉降临。那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井拔凉”是村里孩子最好的冷饮。小时候，每每一身大汗跑回家，大都是先到水瓮前，揭开枣木盖，俯身弯腰捉住水上漂的葫芦瓢，舀半瓢水，咕咚、咕咚，小牛一样喝下去。有那么一丝甜，有那么一点凉，还有那么一种葫芦瓢的植物清香。    我喜欢跟着娘去井台打水，看一桶水在辘轳“吱哟、吱哟”的搅动中缓缓从井深处升上来——铁皮桶被浸得水汽淋漓，还带上来一团来自大地深处的清新水汽。井水在桶，亮亮晃晃、盈盈欲溢，连眼睛都能感受到几分凉意。    村子里水井不少，巷口路边，隔不远就能看见一围石井台。井边一般都有树，绿伞如盖。开花时节，花香清新、花影朦胧，更衬出井台的古老。    井台边每天都很热闹，笑语问候，桶声叮当，“吱吱呀呀”的担水声一路吟唱。男人们在这里纳凉歇息、聊天议事；女人们在这里洗衣洗菜、谈论家长里短；孩子们戏水、玩闹，不亦乐乎；过路的外乡人也爱在井台边停停脚，喝一口井水；下田归来的人，将桶一歪，井水冲出来洗把脸，再冲冲脚上的泥巴……    取水高峰期过去，以水井为中心辐射出一条条泼洒了水迹的“毛毛道儿”，伸向各家各户，那是一幅真实的市井图。    夏天吃面条，最美是井水里过一遍。熟面条经冷水一激，忽地一缩，不黏了，不烫了，更加滑溜劲道了，爽爽利利。这样一碗“过水面”，再浇点儿卤最是美味，将黄瓜切丝，蒜末麻油一调，腌制后加入凉白开，撒一点油炸芝麻、花生碎……    端午节后，把家里一时吃不完的粽子装在荆篮里，悬入井深处冰着。恒常低温的水井像冰箱一样保鲜。家里买来西瓜，汲新鲜井水泡上，一顿饭工夫，西瓜便添了凉气，沙沙绵绵，如糖如霜。咬一口瓜尖儿，哦呀！清凉与甜爽直入心间。    拔凉的井水烧出了茶炊饭香，也灌出了满园青绿。菜园因井水的浇灌从芽到棵、从花到果，蓬勃水灵，一片生机。    我家的三分小菜园，距离皂角树下的老井很近，但沿着弯弯曲曲的渠沟入园，水路却拉长了3倍。我爹浇园，总选在午饭后的正午时分。爹摇辘轳，娘守菜畦，我看护弟弟妹妹。我常常带着他们一字排开看我爹摇辘轳。爹站在井边，轻扶辘轳，让它哗啦啦旋转着，绳子上的栲栳一直到达水井深处的水面。爹将井绳一摆，咣当打一斗水，又摇动辘轳，吱咛吱咛，将栲栳绞上来。手一揽，栲栳着地；脚一蹬，栲栳一歪。清凉的井水哗地涌出，在青石板上鼓起筋肉，状似绳索，伸向了青草杂花儿的渠沟，再缓缓爬进菜畦。    我喜欢“井拔凉”那清凉一“激”。清晨，揉着眼走出卧房，炎热仍扑面而来。去梨树下水盆边，掬一捧井水扑脸上，“哗”，身心一激灵。与井水相亲的那一瞬，停留于身体内的懵懂睡意被轻轻冲去。一个新的日子苏醒了，鲜活了，有了希望的水光。    “井拔凉”，这活泼的泉，这清新的水！它自带的温度不与外界气温攀高低。心如井水澄澈平稳，日子便井然有序，生活便日月恒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