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乘车,我读的是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里的第二部分“邬桥”。有一段描写做豆腐那家二儿子阿二心事的句子,是这样的:“这难过比先前的更甚,有点咬心的。先前的难过,是茫茫然一片,如今却是水落石出的。先前的难过,是不知道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的难过,如今却是知道要什么,还知道要不到的难过。” 这里说的是阿二的前程和爱情。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后,我还读出了一点小说之外的其他意味,倒是颇贴切岁暮的心情。其实是有些琐碎的,无关前程和爱情这样的人生大事,但又是谁也别想摆脱的——这便是看起来平平无奇、淡淡然然,却千金难买的时光。 起初摆在面前的,是那样悠长,仿佛永不尽似的,可不就是茫茫然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水域。可是人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年将尽,岁月已晚! 这时我才蓦然惊觉,这一年里,有很多事都还没来得及做,尤其是一些想要完成的心愿,还在心灵的某个角落被冷冷地搁置着。忙忙碌碌,慌里慌张,甚至连坐下来喝一杯茶的闲情逸致都鲜少有过,而时光之河,就那样一声不响地把人抛在了身后。突然间,我的目标清晰了,理想也明确了,可是时光一去不复返,河水东去永不归。 小说《长恨歌》中,阿二给王琦瑶讲诗,说好诗都有画意,讲到了李白写王昭君的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仔细品味,我发现眼前展现的也是暮色沉沉、光影渐去的情景,既有“长河落日圆”的辽远,也有“大漠孤烟直”的幽寂。 合上书,上楼梯时,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回旋着“行行重行行”这样的诗句——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日日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谁能说得清这些诗句里蕴含的情感是想念一个人,而不是怀念一段时光呢? 其实,我们生命里每个看似平淡如水的桥段,都能成为日后令人万般恋念的珍贵岁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正如栀子花不知道自己有多香,很多时候,人们往往根本不知自己所拥有的有多珍贵,反而“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有等到失去了,永不能追回时,才如梦方醒。 从车站出来后,我走进一条很安静的街道,两边都是饱经沧桑的老院落。枯黄的茅草在房顶上迎着清冷的晨风起舞,环卫工人专心地清扫着街边的角角落落。一个老人端着刚买回的热气腾腾的早餐,神情宁静地推开油漆斑驳的大门。街口,一棵高大的老树稳稳立着,坚实的树干、苍劲的枝丫,无不呈现出时光的质地。 平常即珍贵,看似淡如水的每一段时光都是垒起厚实人生的砖石。在朗然的时光里,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意义,过的每一秒都有韵味。 想到这,我抬起头,看见金黄的太阳从前方屋顶上猛然跃起,然后瞬间稳重下来,柔和地散发着温暖的光辉。又是新的一天,我应从细小事、平常事开始,认真投入,不负时光。
入夜,下了点薄薄的雪,围炉煮茶,小饮了几杯,在吾乡古典建筑花戏楼合院中,渐闻一缕香氛,原来是院子里的那几株梅花开了。这些梅花鹅黄中透着蜡质的莹润,月华之下耀眼,远观竟也似雪。雪纷纷扬扬,梅花在枝头上飒然迎风,开得汪洋恣肆的。 这个季节,无叶偏有花,且灿然如梦的,恐怕只有梅花了。 灼灼寒葩,浮香入瓮。古人曾用梅花来酿酒。今人恐怕早已没有这份兴致了,凡酒且有一定程度的勾兑或勾调,亦有注入香精的,让人一逞口舌之爽,而后心有戚戚然。 遇雪皆可饮酒,诚如明代张鼐在《题尔遐园居序》所言:“高林受日,宽庭受月。短墙受山,花夜受酒。闲日受书,云烟草树受诗句。”若是偏巧在古典的院落中,亭亭高树,阔阔平院,矮矮方墙,对花有琼浆,睹月、观书、饮酒、指物作诗,皆有可依托,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受”了。 雪夜饮酒,最宜是黄酒。白雪飘散,杯中赤黄,室内陶炉火舌嘶嘶,温了酒,举杯来饮,那夜的月光被白雪染白,显得黄酒愈黄,如端在杯盏里的小太阳。 也许同样是这样的夜晚吧,时在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大宋的版图上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后初霁,偏又有月,是夜,刚刚从齐州知州任上被贬为亳州通判的晁补之,心中块垒难消,踩着月华,步行至亳州当地的一处土地庙中。晁补之心想着,为任一方,不妨先拜土地公公。举杯邀明月,亦与土地公公共饮,恐怕少有人为之?临溪而建的土地庙,不大,却很是雅致,一进到土地庙中,他就被院子里的一缕缕梅香吸引了。走近去看,那梅瓣如雪,疏花续蕊,迎风吐馨,梅香扑鼻,让人脑门一新,晁补之赶忙从书袋中取出文房,挥笔写下了如许词句: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 这就是著名的《盐角儿·亳社观梅》,如今,在吾乡亳州,稍有些文化的人都能背诵一两句。 晁补之那一夜,尽管没有云花草树,因了一树梅花,照样晕染出流传千古的诗作。 同样是雪夜,少年时,我曾见到祖父从四川坐火车回来,顶着一头风雪。那时代,吾乡到四川“跑生意”的多,祖父做的是贩卖“扫帚”的生意,从祖父母的表情里,可以看出,那单生意应是赔了。那夜,院子里的那树梅花开得真好,祖母做了两个菜:猪杂耍(猪肝、猪头等在一起的卤水拼盘),还有萝卜烧肉。祖父拆了一只他贩卖的扫把,三块砖头支起一只小陶罐,温了酒,两人且饮且吃,大有从头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快意。那夜,我早已睡了,睡眼惺忪里,鼻孔里飘满的全是那夜的酒食和梅花的香。
巴岩 摄
在陕北,冬日的热炕头可令人享受到闲适慢时光。 找个时间,在雄浑厚重的山头眺望,会有村庄映入眼帘,看着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村庄,感受着沟壑纵横的大山之间洋溢的暖暖的幸福。小院里家禽鸣叫,窗户里飘出热气,烟囱中炊烟升起……村庄慢慢苏醒,冬日的慢时光向大地铺开。你若在场,定会追随一股蓝中有白、青中有灰的袅袅炊烟,慢慢走进温馨的农家小院。 外婆家的小院没有围墙,却有依山而凿的三孔土窑洞。夏秋两季,窑洞旁各种花草繁盛,绿树成荫。等到冬天,花草枯萎,寒风刺骨,小院显得有些寂寥,要是没了家禽和烟火,可能还会有些孤独。 冬日的早晨,火苗跳动着,大锅小锅里冒着热气,平整的泥地面湿漉漉的。村里住窑洞的人家,在地上洒水成了习惯。藏在苍凉的群山间的寒气,时不时释放出来,扑向村庄,漫进家户。玻璃窗上结满了洁白的冰花,像是开出了千姿百态的花朵。窗格之间的缝隙中,凝结的冰凌晶莹剔透,犹如盛开的菊花,格外迷人。窗外呼呼的风被窗户及系好的窗帘挡住,室内的雾气没了天敌,自由自在。雾气笼罩了整个窑洞,但干活的人谁都不会误事,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外爷坐在热炕头上,前炕上几个孩子玩扑克牌、做游戏,十分起劲。外婆系着围裙,选菜、洗菜、切菜、炒菜…… 在炕上玩耍的孩子,无法看清大人在忙什么,只能听声断事。来人向主人打招呼,只能听声辨人。不管来什么人,第一句话就是:“你来了。”紧接着就是热情地招呼客人:“大冷天的,赶紧到炕上坐。”做饭的人赶快端起灶火上的铁锅,燃得正旺的火苗冲出灶口,盘旋于灶沿。受冻的客人挽起袖子,站在灶火旁搓手烤火,情不自禁地感叹:“好冷啊!今天的天气真是能把人冻死了!” 没多久,香喷喷的饭菜与氤氲的雾气融为一体。外婆责令炕头打闹的孩子们安静下来。“吃饭了!吃饭了!”她不紧不慢地摆好碗筷,上好菜。这句话没有具体说给谁,在场的人听到都感觉是邀请自己享受这顿美餐。外爷不紧不慢地说:“吃,吃。”外婆洗了手,用系在腰间的围裙揩干手,拿起碗筷舀好饭,递给客人一碗,自己再盛一碗坐在炕沿上吃。外爷说饭咸了,外婆会倒碗开水,外爷说饭淡了,外婆会拿盐,外爷说来点葱花多好呀,外婆便切葱花。只要外爷随意提到的,或者刻意强调的,外婆都会忙个不停。母亲常给我唠叨:你外婆啊!一辈子都顺着你外爷。 阳光上来了,雾气散了,窑里亮堂了一些。一只长尾巴花猫懒洋洋地睡在炕沿与外爷之间,时不时有呼噜声传出。 在这样的冬天,不需要刻意追求,慢节奏的生活自然而来。阳光满院,孩子们便跟着大人下了地。金灿灿的阳光躲起来了,大家又回到暖和的炕头。正在炕上玩耍的孩子听到外面有人拍打衣服,便知道外爷要回来了,热乎乎的炕头赶快腾开。 一天的时间似乎过得很快,没在室外活动多久,炊烟四起,夜幕低垂。晚饭过后,没什么娱乐活动,孩子们在院内或河槽里玩累了便在热炕上嬉戏。昏暗的灯光下,外婆做着针线活,外爷坐在炕头给孩子们讲故事。外爷讲的都是些他经历过的事情,总是重复讲。有时候,孩子们玩得太起劲,外爷懒得理,就侧躺着哼起小曲。孩子们吵得外婆干不成活了,外婆便开始唠叨。之后,她悄悄地拿来一盆爆米花,或炒一盆南瓜子和向日葵籽,放在炕中间。之后,孩子们安静下来,外婆赶着时间缝补衣服。 热炕上的生活是一种独有的快乐,一种独有的天然慢时光。整个冬天的夜晚和早晨就在热炕上,每天重复着,不显得厌烦,反觉快乐无比。冬日,居住在窑洞里的人们享受着时光的惬意与温暖,年复一年。
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后,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对革命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源于他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27年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国共分裂的巨大风险,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到了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爱泼斯坦还发现,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他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党内热衷于谈论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化,而置中国革命的特点于不顾时,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独特国情,即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城市之外。 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到农村中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中国革命道路。在革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坚持原则。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无论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还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与武力挑衅,毛泽东都强调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避免中国内部的全面冲突,尽可能地团结抗战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毛泽东在异常繁重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的状态,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毛泽东每天不仅要处理事务性工作,还要进行理论创作;既要避免发生内战,又要促使国民党更好地对日作战。然而在如此重压之下,记者们却普遍感觉毛泽东在工作生活中“好整以暇”“举重若轻”。这同国民党首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妻子邱茉莉:“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特点也让人赞不绝口。当时凡是关注国民党上层政治的人,都对蒋介石在用人上迟疑、死板的风格略知一二。“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相反,毛泽东则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给予高级将领充分的处置权。特别是在各根据地交通不畅、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毛泽东既要求八路军将领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又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指示的权力,将一致性和灵活性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自主探索符合实际的抗战方式。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语言表达艺术令人折服。毛泽东在使用极简单的方式作宣传时,不仅可以准确表达关键信息,还能使内容增色不少,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曾以“抓跳蚤”为例,向部队说明灵活性和主动性在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从类似脍炙人口的讲述中,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思维是多么活跃,对实际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