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后，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对革命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源于他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27年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国共分裂的巨大风险，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到了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爱泼斯坦还发现，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他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党内热衷于谈论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化，而置中国革命的特点于不顾时，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独特国情，即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城市之外。

    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到农村中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中国革命道路。在革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坚持原则。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无论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还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与武力挑衅，毛泽东都强调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避免中国内部的全面冲突，尽可能地团结抗战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毛泽东在异常繁重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的状态，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毛泽东每天不仅要处理事务性工作，还要进行理论创作；既要避免发生内战，又要促使国民党更好地对日作战。然而在如此重压之下，记者们却普遍感觉毛泽东在工作生活中“好整以暇”“举重若轻”。这同国民党首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妻子邱茉莉：“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特点也让人赞不绝口。当时凡是关注国民党上层政治的人，都对蒋介石在用人上迟疑、死板的风格略知一二。“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相反，毛泽东则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给予高级将领充分的处置权。特别是在各根据地交通不畅、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毛泽东既要求八路军将领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又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指示的权力，将一致性和灵活性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自主探索符合实际的抗战方式。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语言表达艺术令人折服。毛泽东在使用极简单的方式作宣传时，不仅可以准确表达关键信息，还能使内容增色不少，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曾以“抓跳蚤”为例，向部队说明灵活性和主动性在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从类似脍炙人口的讲述中，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思维是多么活跃，对实际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