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老百姓对新四军很是爱戴，看到部队条件艰苦，当地的一周姓人家便主动让出自家的一部分田地，供新四军盖了十多间草房，作为卫生部。    新四军在黄花塘驻扎，转眼到了秋天。一天，新四军军长陈毅到卫生部检查工作，看到房东周训昌家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一问得知当天周家儿子周培全结婚。陈毅同妻子一同前去祝贺，翻箱倒柜，最后找出来一块红布，送出了这幅喜庆的大红门帘。    大红门帘成为周家人心中的宝贝，使用门帘时也格外爱护。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周家盖起了瓦房，装上了房门，不再需要用门帘遮挡，这才将大红门帘小心翼翼取下，珍藏在箱底。    周培全的妹妹周培珍回忆说，当年新四军进驻黄花塘时，自己只是个10岁的小姑娘。新四军卫生部在自家田地上盖起了草房，卫生部有两个女干部，她们拿自己当亲妹妹看待，不仅外出回来会带好吃的给她，闲暇之余还为她梳妆打扮。有一次，一位女干部为她修剪头发，边剪边说，头发剪了，革命就成功了……    1945年9月，新四军向山东北撤。军部的一位女战士因工作外出，晚上回来时，发现部队已经走了，便找到了周家。据周培珍回忆，母亲得知女战士还没有吃饭，赶忙做饭给她吃，没想到饭吃到一半，一伙敌人闯了进来，将女战士带走并关在了一间油坊里。周培全不顾自身安危，请求在油坊工作的亲戚帮忙，趁天黑偷偷潜入油坊，搭救出女战士。    周家为新四军所做的一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周家的三个孩子被残忍杀害。然而，这并没有吓倒周家人。新四军北撤时，有一位潜伏下来的战士浑身是血地跑到了周家，周培全二话不说，立即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换上，并将战士的血衣埋了起来，保住了这位战士。

    几个月前，我在常去散步的公园里，初识野山梅。一夜春雨过后，满树繁花绽放，仿佛天上白云，游走累了，暂时栖息在树上，每一朵花都高贵典雅，花香更是清雅宜人。    野山梅名中虽有“野”字，但不论是花色还是香气，都清新雅致，让人见之忘俗。忍不住一日看三回，直看到最后一朵花“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仍意犹未尽，怅然不已，期待来年春天，再见此花倩影。    没想到，仅两个月后，就再次邂逅，此时此刻，既有老友重逢的喜悦，也有一丝疑惑——花是野山梅没错，但花期好像有点儿不对。    刚好朋友也就是花园的主人也吃完饭了，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过来找我聊天，我便向她问起这株花。    朋友说，这株野山梅是前屋主满园的花草中最爱的几株之一。去年这时候，前屋主从这里搬出去的时候，特地带了园丁过来，要移走园中几棵树，包括这株野山梅。当时野山梅正开着花，实在是太美了，朋友连名字都不知道，但一眼便爱上了它，恳请前屋主留下。但前屋主不肯，后来是园丁说这花移栽之后有可能活不了，前屋主怕伤了它，才勉强答应留下了。他和园丁临走前一再叮嘱朋友要好好照顾它，因为这是一个奇迹！    “奇迹？”我很好奇，“为什么是个奇迹？”    朋友说，前屋主告诉她，这株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的院子，并且落地生根了，可惜偏偏长在了三层小楼的北面，一年到头完全照不到一点阳光。前屋主想，既然照不到阳光，那肯定是开不了花的，不过既然来了，也是缘分，就当作一棵绿植养着吧，反正野山梅的叶子碧绿青翠，也是非常好看的。    几年以后一个夏天的清晨，这株野山梅居然开出了一树的花，且花的大小和香味，一点也不逊色于一般的野山梅。前屋主看了又看，确认这株从未得阳光照射的野山梅，真的开出了花，觉得它很了不起了，是植物界的一个奇迹！    朋友补充说：“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奇迹。”    那晚，朋友家的美味佳肴，让人唇齿留香，而北屋下的那株野山梅，更令人难忘。作为一棵小小的树，它是怎么在一整年都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依然很努力、很坚定地开出了花的？    我想了很久，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它做了自己的光！    人生之路上走着，难免也会遇到一些至暗时刻，那时候，多希望有一束光，可以照亮前行的路，让黑暗中的自己能辨别方向，继续前行。    这样的光，如果有，非常幸运，就迎着光，向前走吧。    如果没有，就学这株野山梅，做自己的光。

    茶余饭后，有的人喜欢闲坐刷屏，有的人喜欢下棋消遣，也有的人喜欢与友人相聚谈天说地。而我，喜欢闲散地走。    闲散地走，就是没有什么目的地随心行走，步履从容。家附近的公园，小区的花园，灯火通明的大街，学校开放的操场……都是我常走的地方，没时间就走20分钟，时间宽裕就走上个把小时。我轻迈小步，或于林荫道下，或于垂柳岸边，或于花圃园林，或于大街小巷，徘徊往至，举目可见白云蓝天，低头可见小桥流水，耳边是风声、鸟鸣、人声。身在如此妙处，算是把自己放置在一幅风景旖旎或市井烟火的油画中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晚上行走。傍晚时分，边走边欣赏天空的颜色一点点地变化着。从暮色初起到夜色弥漫，白天奔忙而变得烦嚣的心也随着一点点安静下来。河流、街巷、草木、房屋、人群……一点点地沉浸在夜色里，仿佛被一股巨大的脉脉深情所笼罩。    这多年的习惯，竟暗合了现在的一种潮流：city walk。其实，如今秋风送爽，周末去近郊country walk，也是我喜爱的休闲方式。    一个人行走，是以自己的脚步拉近与美好生活的距离；邀三五知己边走边谈，远可以天南海北地乱聊，近可以家长里短地“碎碎念”，心里若有憋屈便一吐为快，心情自然变好；当然，最喜欢还是一家老小相伴而行，增加感情，其乐融融。    闲散地走之余，我还会闲散地听，闲散地观察，闲散地思索。这是我观察、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写作需要走入生活。    我喜欢听自然的声音，也不拒绝人声、歌声、车水马龙声，不刻意去寻，只让这些声音不经意地入耳，带来生活的气息。    我喜欢观察周围同在散步的人，有的相约花前月下，有的携手缓步林荫，有的兴高采烈，有的淡然笃定，当然，也有的低头难过。我猜想着他们的故事，说不定一个机缘，他们会成为我笔下的人物。    为什么喜欢行走？除了锻炼身体，寻找创作灵感，行走还可以让我有独属的时间反思反省，复盘事务，厘清头脑，平稳情绪，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做。    村上春树是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作家，他把跑步当作磨炼意志的方式，而平凡的我，更愿意把行走看作是感受生活之美的途径，看作是观照自己、去除浮躁、让自己的心平和安静下来的减压方式。每个人都不妨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定期关照内心，修养身心，保持一种清醒、淡然、平和的生活状态。    闲散地走，是我给忙碌生活的一处最美留白。

    白露一过，庄稼地就被露水打湿了。清晨，行走在棉花地头，看万物在收获的季节吐露的丰腴，感受着秋之静美。    在晨曦的光照下，棉花秧苗在秋风中搔首。棉花还未完全怒放，只有星星点点的洁白花朵，如一朵朵云团，绽放在绿海里，将棉花地点缀得耀目。此时，万绿丛中一点白，色彩虽单调，却不乏丰收的期盼。    棉花地头，有一片三四亩的土地。因是盐碱滩，无法种作物，长年荒芜着。这片土地，虽贫瘠却不寂寞。那里密密地生长着芦苇。秋天来了，芦花摇曳，摇成了一片“蒹葭苍苍”的海洋。    秋风“最是无情”。它吹弯了芦苇的腰，而芦苇弯曲的腰，从来不是卑微的，它从来都活得高贵。这片土地，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只靠天赐的雨水，芦苇就活出了自己的品格。风来，芦苇弯腰；风去，芦苇又挺拔着身躯，坚韧地直立着。它，不会如竹子般被人赞美，却有不屈服的品格。    春天，芦苇在泛起的白色盐碱地里冲破冬的枷锁，发出嫩绿的新芽；夏天，芦苇在阳光的照耀下，在雨水的哺育中节节拔高；秋天，芦苇将美丽的芦花呈现出来。芦花，就是芦苇对秋最好的奖赏啊！那素素白白的模样，是新生命的渴望，被世人传唱。    我想，芦苇的弯腰，是充满智慧的。它在狂风下弯曲自己，避免折断；风停了，它又挺拔了身躯。这不正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吗？    芦苇不是大丈夫，它却用自己纤细的身姿，告诉我们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    我站在这片浩荡的芦苇海洋里，默念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念到“在水一方”，我不由想起电视剧《在水一方》里的孤女杜小双，她坚强地活在尘世的疾风骤雨里。她坚韧的性格，多像一棵芦苇，在没有任何养分的情况下，也要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芦苇，在秋季的静美，亦被杜小双演绎出了真谛。在最美的年华，杜小双与卢友文相遇。爱情是夏季茂密的芦苇，浓郁而芬芳。尝尽甜蜜后，卢友文舍弃了杜小双，就如在接近秋的日子里，爱情逝去，绿色离开芦苇，在秋天枯黄。    多年后，杜小双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舍弃卢友文。她在卢友文贫困潦倒、褶皱爬满额头时寻到他，给予他最善良的守候与陪伴。这不正是芦苇最美的产物——芦花的品格吗？在秋天，芦花将自己最后的美丽与善良献给尘世，献给美，献给最爱的人。    我站在苇海里，想芦苇的品格。    你看，生长于这片贫瘠之地的芦苇绽放出的芦花，在秋天摇曳得多静美。我采摘了满满一大把芦花，我要将芦花插在我的陋室。我相信，我的陋室会因为芦花的光顾而大放异彩。    静品秋之美好，感悟人生。    如果用人的一生来比喻四季，春天是少年，夏天是青年，秋天一定是中年。到了中年，品过生活酸甜苦辣之况味，一切归于平静。就如这秋天，在雕刻过沧海桑田的起伏不定，经历过风雨的凛冽交织，锤炼出硕果累累。谁说不是呢？人生之秋，虽逐渐走向衰老，却沉淀出丰收与喜悦，睿智与从容。

    10月15日，观众在参观“百青”文艺家新作展。近日，“筑梦新时代——2023年度陕西省‘百青’文艺家新作展”在陕西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陕西省文联主办，汇集了46位“百青”文艺家的近百幅（件）原创新作。    据介绍，2014年，“陕西省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行动”启动。从陕西省文学艺术界选拔一批艺术理想坚定、专业素养突出、发展潜力较大的文艺人才，通过持续地资助扶持，助推其成长为德艺双馨的文艺大家。                      巴岩 摄

    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5年零10个月的苏区时期，党中央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斗争开展了具有苏区特色的干部教育。通过教育，干部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也开创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始终重视并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同时，中央在近40个决议、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并对教育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    为了使苏区干部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亲抓干部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干部教育教学工作，及时总结干部教育工作经验。毛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苏区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在各学校讲课担职。他们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干部学员，使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得到贯彻执行。    “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需要，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就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区的各类干部教育学校，都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使党内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同志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真正在思想上入党。    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他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同时，注重对干部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时势政治任务教育、党风党纪教育等。此外，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区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