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立秋，一场别具一格的秋虫天籁音乐盛会就在自然界盛大上演。在这个热情而充满蓬勃生机、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季节，虽说秋天已至，但天空更像一块温暖的海绵，吸附着大地无限的热情，放射出无比绚烂的色彩，这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季节。    我漫步在田野，行走在树荫下，聆听这场别具一番风情的秋虫音乐盛会。你看，秋季阳光照耀着大地的舞台，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知了知道秋天意味着什么，依旧一展高音歌喉，一遍又一遍为热情似火、色彩斑斓的季节歌唱，准备为这场音乐会谢幕。蟋蟀也不甘示弱，蹲在草丛中，张开双翼唱响婉转动听的乐曲儿。蝈蝈则在草尖上飞来舞去，踮着脚尖、仰起脖子，伸展着长长的腮须，发出急促而又悠扬的交响，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你再看这边，池塘边的青蛙，也按捺不住往日的宁静，藏在荷叶下，迫不及待地发出呱呱欢叫声。蜜蜂围着花朵嗡嗡作响，唱出了久违的情歌，不时冲上去给花蕊一个香吻，留下满嘴蜜甜。蝴蝶、蜻蜓不甘落后，他们在一起和着美妙的乐曲，迈着轻盈的舞步，在盛开的花朵上，在露出嫩嫩的荷尖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就连那些不讨人喜欢的蚊蝇，也不时发出嗡嗡声，总想参加这场音乐盛会。这些，大地的孩子、大自然音乐界的骄子们，它们抓住秋季这个最后时机，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塑造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价值，天天演绎着一场又一场交响音乐会。    晚上，我移步郊外，立秋后的夜空，稍稍有点凉气。萤火虫又把大地的舞台早早点亮，这些大自然的“歌手”轮番登台献艺，纷纷拿出看家绝活，亮出最美的嗓音，唱出了最美的歌。它们不知疲倦，尽情为这个季节歌唱，此起彼伏地把这场音乐晚会一次次推向高潮。    夜静了，荷花竖立在池塘中静静地欣赏，树叶耷拉着耳朵仍在聆听，草丛里的“歌手”们个个跃跃欲试，它们还在乐此不疲地演唱，直到唤出黎明的朝阳，唤醒沉睡的村庄，才又去准备下一场的演出。    此情此景，将我瞬间拉回到七八十年代，我仿佛置身于院坝上，在老槐树下，一家老少枕着一轮明月，铺着一张凉席躺在上面，望着万里星空，数着星星，聆听着大地舞台传来的天籁，偶尔也会听到蚊蝇那不和谐的音调，在这场天籁大合唱的陪伴下，慢慢进入了甜蜜的梦乡，直到迎来黎明的阳光。可惜这些场景现在只能留在梦中，留在儿时的记忆里。但是，这些会唱歌的秋虫们信守诺言，年年如约而至，哪怕没有一位听众，也总想唤醒这座沉寂多年的院子，用自己的生命和老槐树一道守护着这座老宅。    每到这个季节的夜晚，美妙的音乐总是如期上演。虫儿们的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荡，如同一场场协奏曲，更像是一首和生命赛跑的协奏曲。它们知道过了这个季节，寒冷的冬天就会来到，虽生命短暂，也要让每一天的生活有声有色。直到生命最后那一刻，在这个自然界，虽然它们身影渺小，但我却看到了它们生命力的强大，也感受到了它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魅力和魄力。    立秋后的阳光，在温暖自然界万物和生灵的同时，也不断温暖着我的心房。伴随着每天渐行渐远的秋虫音乐盛会，更让我充满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季节，让我们一起和那些秋虫们尽情放飞自己的梦想，让这个音乐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妙的旋律。

    1937年8月至1940年10月，林伯渠作为首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负责指导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各项工作。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林伯渠发现办事处的许多年轻战士，从小参加革命，没有上过学读过书。于是，林伯渠组织大家分两个班开展集体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增强本领。有时他还亲自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手把手教战士们学习。    当时，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5元钱津贴费，但林伯渠从来没有为自己花过一分，只是签个字，就让财务人员把钱转到救亡室用来给大家购买书籍和文化用品。自己的眼镜破损了，他却不舍得用这些钱去买一副新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林伯渠，这位曾经掌握红区财政大权的财政人民委员总是“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这副眼镜，还跟着林伯渠走遍了大江南北，见证了林伯渠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经常跋山涉水到各县调查研究。每次出差开会回来，林伯渠都要拄根棍子，到附近窑洞挨个走走，与老百姓唠唠家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身体衰弱，仍然夙夜在公，体察民情，不辞劳苦。    林伯渠还特别注重从小事出发，耐心地教导、启发子女，培养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1938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女儿林利。照理，父女一别多年，有很多知心话要谈，可是简单询问了家乡近况后，林伯渠却问道：“你知道大米多少钱一斤，盐巴多少钱一斤，布匹多少钱一尺吗？”林利一时语塞。她本以为父亲会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没想到父亲会问起这些柴米油盐的家务事来。看到女儿疑惑，林伯渠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关心群众，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情。”

近日，西安市长安区北大村稻花飘香，秋日美景引来无数市民在稻田间游玩拍照。     巴岩 摄

    有天在家无事，我想约老友小张一起打牌，便发微信给他：在菜园？过来打牌如何？小张其实不小，我们退休后，互相称呼都用“小”调侃。小张一有空就喜欢侍弄自己的小菜园。过了半小时，小张回复两个字：在忙。又过了一会儿，发微信给我：在外面。    用三言两语回复我，说明他此时很不方便，虽然我很想组个局儿，但不会再强求他，也不会打听他在忙什么。    次日小张打电话给我：昨天真不好意思，几个亲戚远道而来，我忙于接待，失约了。    其实他不用解释什么，朋友在忙，就不打扰；无空赴约，便不强求。这是我与朋友间的一种默契，是一种良好的相处之道。    我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师兄阿彬跟我们一起小聚，聊得正起劲，一个电话响起：“阿彬，赶紧过来跟我们喝茶，在老地方！”阿彬说：“我正和几位师弟相聚，去不了，改天再约吧。”电话那头传来“命令”声：你赶紧过来，都是老同事，不来就是不给面子啦！阿彬有点为难，但还是拒绝了，毕竟是先约了我们，而且还答应了买单，哪能说走就走？挂断电话后，大家都有点尴尬，影响了聚会的心情。强人所难，纵使是相熟之人，也会让人感到心里不舒服。    不强求，体现的是对朋友的尊重。要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别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没空也很正常，不能总是叫人迁就你，打乱别人的生活节奏。    由于我的人缘比较好，有年轻人向我请教朋友间的相处之道，我特别提醒他对朋友要做到不强求，不要打着“我们很熟”的招牌，就没了边界感。    不强求，是对朋友的理解，特别是朋友有事相求时，最怕强求。能帮的，朋友自然会帮，帮不上忙的，强求只会让朋友为难，影响友情。    让人为难的强求，生活中还有不少，比如向朋友借钱、借车，在饭局强行劝酒……若是尊重和理解朋友，就算是小细节也不会倚“熟”卖“熟”，让朋友为难。    不强求，大家相处才能轻松愉快，友情才能细水长流。朋友之交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少掺杂利益关系，多相互理解包容，彼此相处舒服。    强求的友情不甜，不强求，朋友才会久处不厌。梁实秋曾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而我理解的朋友之间的“淡”，便是不追问、不越界、不强求。没有强求的关系，才会处得来，处得甜，处得久，这是朋友间最基本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伟人。但他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出正确的革命道路。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泽东少年学过《论语》，熟悉这句话，但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认为这是吹牛。    党的七大前夜，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为什么毛泽东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呢？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有碍于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做到实事求是。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一直强调生而知之、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多次讲自己小时候曾信神拜佛。新中国成立前夜，周恩来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后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曾说：“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这是毛泽东通过自我批评达到的对其少年时期实事求是的评价。    青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开始时也是受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主要精力放在搞工人运动上。周恩来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还没有顾到另一方面。”“善补过”“不贰过”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总结血的经验教训，认清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极端重要性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说：“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毛泽东说的民主革命开始时“翻过斤斗”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是在五卅运动的失败后认识到发动农民的极端重要，在遭受四一二的镇压后认识到武装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很快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发动农民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但怎样搞武装斗争？开始时并没有摸清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初，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攻打长沙，失败了。这说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秋收起义决策者，在怎样搞武装斗争上开始时也是受到苏联以城市为中心模式的影响的。关键又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总结打大城市失败的教训，认清敌强我弱的形势，选择到敌人力量弱、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有利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农村创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于是，经过调查研究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作为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上井冈山后，怎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当时居领导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甚至主张烧农民的房子，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泽东也一度执行过这样的政策。    后来，他自我批评道：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没有鼓掌赞成，反而低头散去。关键还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他给红军讲课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并不是无产的游民。执行烧杀政策是很危险的，它只能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脱离人民大众，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    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    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毛泽东原来是教书先生，当过小学教员，没想过后来要搞军事工作。军事工作怎样搞？    他曾批评自己1927年搞秋收起义，第一仗打了败仗；批评自己到井冈山，头一仗也是打了败仗。后来，他还自我批评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伟大，善于把败仗变成胜仗的经验基础。他的盘旋式打圈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他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处理战略和战术关系的原则；他的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军事指导路线，无不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根本途径。有“分田分地真忙”，才有“唤起工农千百万”。    怎样分田分地？毛泽东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土地权属于工农兵政府而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缺陷在他主持的《兴国土地法》中得到了改正。对《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曾自我批评道：“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    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的或扩大化了的错误。    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2月，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他还指出：“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师命难违，我每天都要检查小儿的功课。曾听小儿背过一首童谣：豆角青青细又长，黄瓜身穿绿衣裳。茄子高高打灯笼，萝卜地下捉迷藏……事毕，小儿不耻下问，说豆角到底长什么样，我说你不是刚吃过吗？他反驳道：那不叫豆角，叫长豆挂子，奶奶说的。    奶奶劳苦功高，教了一代又一代，让我们的心时刻散发出泥土的芬芳。奶奶当年一天忙到晚，大部分是在伺候瓜啊豆啊什么的。单就豆类而言，便有豌豆、蚕豆、扁豆、四季豆等。而豆角算是另类，悬之挂之，又细又长，一抓一大把，一炒一大碗。把豆角称作长豆挂子，既写实又写意，足见民间的智慧。很多时候，大俗也是大雅。    我认识豆角，是从帮父亲搭棚架开始的。从自家后园砍些老竹子，用篾刀将每根竹子劈成四片，然后四片一组，放在豆角秧子上方，顶部围拢在一起，并用绳索系牢。待藤蔓攀援缠绕，牢牢抓住棚架，远远望去，一垄一垄的，看是菜园，胜似花园。稍不注意，明明只是花如蝶飞，转眼就结了一串串的豆角，鲜嫩而水灵。    人间有味是清欢，豆角有清欢，素炒特别香。摘一大把嫩豆角，洗净切段，下锅焯水后沥干。切一些肉丁爆香，将豆角翻炒出虎皮色，再加入酱油后继续翻炒。等酱油扩散开，添加适量的水，简单调下味，略微炖一会儿，收汁后即可出锅。干煸豆角，虽不再脆脆嫩嫩，但酱香味十足，回味悠长。    喜欢吃豆角的人也大多喜欢吃茄子，于是便有了豆角炒茄子这道名菜，很多餐馆都卖得不错。    若想开胃，可以泡酸豆角，做法简单，把采摘回来的豆角洗净，用开水简单汆烫一下，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一热一冷后，豆角的颜色变得异常鲜绿。再将豆角盘成圆环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泡菜坛。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个泡菜坛，有大有小，都摆在厢房的阴凉处。哪个坛子里是豆瓣酱，哪个坛里是大头菜，哪个坛里是长豆角，母亲都分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许我们随便打开。豆角经过自然发酵，很快就泡好了。捞出来一看，色泽好，咬上一口，味道正，说不出的酸辣爽脆。    吃酸豆角，最简单的办法是切成丁，盛在一个小碟子上，时不时地夹上几粒，非常刺激食欲。也可切点肉末，做一盘酸豆角炒肉，十分下饭。有时加班太晚，我常去夜市吃饭，店家总会问我是加鸡蛋还是加酸豆角，我常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两者都要。鸡蛋又黄又香，豆角又酸又辣，这样吃起来才叫劲爆。    豆角是时令蔬菜，不能久放。小时候，天气晴好时，我见过母亲把棚架上的豆角一股脑儿摘下来，然后洗净、起锅、焯水、放盐，在豆角即将断生的时候，迅速捞出，提到晒场上依次摆开暴晒。原本能掐出水来的嫩豆角，慢慢就像葡萄干一样，体积逐渐萎缩，颜色变成深褐色。等到干枯坚韧，就用塑料袋装起来。    等到天寒地冻，干豆角便炙手可热。泡一把干豆角，切一点五花肉，来个干豆角炖肉，吃起来如同过年请客般喜庆。吸收了汤汁中的油脂，干豆角变得饱满诱人，肉也不再油腻。整个菜品咸淡适中，软中带硬，浓郁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舌尖上的味蕾就是这么容易满足。一种食材不同形态，尝尽人生百般滋味。干豆角虽然不怎么值钱，进城后我也懒得晾晒，但母亲从来都不会马虎，每年都像分发传家宝一样，让我们姐弟带回家。    长豆挂子再长，不如记忆长河长。朴素的豆角，就像一个“开关”，不时打开我的记忆之门。多年后，食物还是那个食物，咂摸出的味道会少了些当年的气息，但食物里寄托的真情实感，永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