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明定额不够合理，以后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呢？生产小径木费工多给钱；生产大径木省工好生产少给钱，往外卖时，小径木人家不愿要，少要钱。大径木人家愿意买多卖钱。”刘少奇告诉大家这里面反映出一个工资制度和木材价格政策的问题，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对生产力产生束缚和阻碍作用，可以把木材分为两种价格，一种是出场价（即收购价），一种是销售价。在核定价格时，大木头出场价要低，向外销售要高；小木头出场价要高，向外销售价要低，要按采伐、装卸、运输等环节的难易程度来定价。木材价格合理确定后，职工的工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带岭林区人民还有什么困难？”劳动工资问题谈妥后，刘少奇又问起了林区工人的具体生活情况。

    “林业工人在潮湿的林子里干活，一到晚上就想喝点酒，可听说上面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准备取消供应伐木工的定量酒。”

    “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刘少奇明确表示，“因为林区夏天很潮湿，冬天又特别冷，伐木工人喝点酒是需要的，在深山老林伐木和坐办公室不一样，别人不能攀比。”

    谈到林区津贴，他又细心地问工人们：“上山的伐木工人和坐办公室的干部，冬天和夏天、晴天和雨天，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应该有所区别，林区的工作条件有时差别很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这些问题要尽快解决。”

不但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

    在视察中，刘少奇发现有的地方采伐不合理，留的茬太高，树放倒时压伤很多小树；有的采伐后丢弃了很多木头，白白浪费了，他感到很惋惜，叮嘱大家这些枝枝丫丫、棍棍棒棒，扔在山上太可惜，可以利用起来，要让它们为人民造福。

    他指着一个树桩说：“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多生产许多木材。”当有人说站着伐最省力，伐得快，但浪费很大，过去日本占领时就是这样。他又告诉大家：“他们是掠夺性采伐，叫‘拔大毛’，只伐不育，给我们的林业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现在时代不同了，工人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为国家干，也是为自己干，当然就不能那样做了。大家要严格执行采伐章程，你们严一点、辛苦一点，就会为国家节约大量木材。”

    当时的林区重砍伐，轻培植，更缺乏长远的造林规划，基本上是靠自然生长。眼瞅着一棵棵擎天大树变成一个个树桩，刘少奇语重心长地指出：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啊？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我们不但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我们绝不能做享祖宗福、造子孙孽的傻事。

    为此，他还找来场部的领导和一些工人专门商量造林的问题。当一位老工人提议划出一些林地建造营林村时，他高兴地鼓起掌来，并提出：可以在国有林区划分若干个林区，设居民点，经营森林，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放开经营权，这样才能发挥林业工人的积极性，才能冲破长期吃大锅饭的模式。

    他进一步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还强调，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应该造林，但责任要明确，要有报酬，可以考虑给老百姓划一部分自留地、自留山，让他们栽树；要实行包栽、包活、包成林，用多种办法把事情办活，不能只用一种模式，统得过死，就势必把自己的手脚也捆起来了。

    就这样，在林间小道，在伐木场，在工棚，在车厢内，刘少奇和蔼地和工人们侃大山、聊家常，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不失时机地、中肯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主张，为林区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如迅速派人给山上工人每人发一双胶鞋、15尺布、一套秋裤，伐木工喜爱的烧酒取消问题也当即解决了。而他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对促进林业工作冲破“左”的束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