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快乐童年”群聚会的提议，是在儿童节前。那天居然一个不少，就像当年，相约去拔茅针，去采蛇莓。这回却冲儿童节来的。彼此忘了年龄，喝酒、唱歌、拍视频。相互叫着绰号，当年的皮相又回到了我们身上。    今天，不再买蔬菜；不再穿保安的制服、清洁工的广告衫，和失地农民、建筑包工头、KTV老板、公务员，我们在一起。忘却穷通，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当年。    我们来到了发蒙的学校——虹光小学遗址，那是一座有着红色基因的学校。    秘书长别出心裁，通知我们戴上红领巾。在兴奋与忙乱间，我们掏出借自孙辈的红领巾，却忘了怎么系。是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的说，当年皮，没能入队；有的说，入队时，红领巾取消了。秘书长说，不管这些，即便不是，今天就是入队仪式。红领巾映衬出星星白发，快乐荡漾在岁月燃烧过的老脸上。面对小河，面对田野，童年趣事成了乐此不疲的话题。    当年“六一”，期中考试完了，是新队员入队仪式。我们曾站在队旗前宣誓：时刻准备着！我们唱着队歌：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何老师给我们系上红领巾时说，是少先队员了，污槽要擦干净，手要洗干净。随后，农忙假开始了。我们像出征的战士，踩着队歌的旋律，走向丰收在望的田野。太阳下，农民们忙着收割麦子、油菜，扁担的呻吟，升华成丰收的歌吟；风雨中，父母们拔秧、插秧的背影，撑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我们也傍桑阴学种瓜，在收割尽了的田野里拾麦穗，在田垄上割草积肥。当我们的脚底生出老茧，敌得过硌脚的砖石、扎脚底的草根时，我们才会懂得稼穑的艰辛。    然而，我们毕竟是孩子。六月的田野，有的是吸引眼球的地方。塘坨上红得发紫的桑葚，草丛中生脆的酸模，半生的毛桃、雀梅。不知道那时怎么那么嘴馋，整天像野狗找吃的。麦子收割尽了，田野里到处矗着小飞蓬，那白色的花，招来同样白色的粉蝶，翻飞追逐。红蜻蜓悬停在半空，睖着不更事的大眼。倏尔远逝，船桨般的翅膀，刮扇起光的气旋。我们像《小猫钓鱼》中的那只小猫，追赶红蜻蜓。每当我们顽皮偷懒时，何老师就叫我们唱《劳动最光荣》的歌：“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这歌声真神奇，唱着唱着，疲劳扫得精光，眼前出现了未来美好的图景。    劳动的间歇，何老师让我们谈理想。那时共同的梦想是，长大了当解放军，拿着枪神气地站岗。最起码也得是基干民兵。那时村里基干民兵有枪，当然没有子弹。我们看他们擦枪，喜欢闻涂在枪栓上的牛油味。特别爱听拉枪栓的声音，觉得提气。有的说将来当工人，每个月有工资；有的说开汽车，去很远的地方，碰到何老师不买票，说那是我老师；有的说在南货店当售货员，那里有许多吃的东西。可没有一个说将来当农民。何老师挠了挠薄薄的头发说：理想不能老想着自己，你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想着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没说当农民呢？当农民光荣，没农民种田，人吃什么去？多少年后，我们中的大部分成了农民。而当我们想告诉何老师，你说得对时，他却去世了。何老师瘦瘦的个子，细长的脖子，走起路来脖子像个钟摆。只有当他看着我们写作业时，才停摆下来，用慈祥的目光一个个抚摸过去。他带我们入队宣誓系红领巾，带我们割草、拾麦穗，使我们拥有许多童年的美好记忆。    我们都记不起何时退队的。三年级开始不久，就不再戴红领巾了。我们没有退队仪式，既然这样，那么即便一把年纪，该还是少先队员。可有人说，少先队员是没有退队仪式与手续的，就像我们的乳牙，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脱落一般。    可今天，我们又聚在“六一节”队旗下。酒后的我们，唱何老师教的《少先队队歌》《劳动最光荣》，一遍又一遍。细听那五音不全的韵律，已没了当年童音的清亮，多少夹杂一层光阴的破碎感。酒精的发酵，使我们以为真的回到了童年。男生们玩起了斗鸡，猜拳；女生坐在田埂上，折一把茎叶，玩起斗草；有的相互作对拍手唱《打麦歌》：噼噼啪，噼噼啪，大家来打麦。麦子好，麦子多，磨面做馍馍……    玩够了，秘书长说：同学们，“六一节”快到了。一起留个影吧！有人突发奇想说，我们都老了，就不拍正面的，来一张背影。于是大家背转身去，背景是熟悉的田野和小学。在一声“耶”后，我们同时起跳。    透过手机图像一个个苍老的背影，我们想象着各自脸上的表情：五月的阳光，将丰收的麦浪映在脸上，几多顽劣，几多老成，像似水流年。

    陈云经常提到：“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在具体实践中，陈云发现有些党员或支委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不太懂得群众”，不能让群众更好地懂得工作要求和指示精神，结果往往是“劳而无功”。他经常用一些比喻对大家进行教育，“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就是其中之一。    1933年1月，陈云到达苏区后，继续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在深入调查中，陈云感到基层党和工会的干部在领导作风和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即不去了解工人的想法和情绪，不去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没有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空谈原则而不联系实际。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指出“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是很不好的领导方式，且会阻碍工人的积极性，导致工人对工会领导产生不满意，接着形象地提出了“拿钥匙开门进屋”的比喻。这个钥匙就是工人最愿意、最高兴做的工作，只有找准了这把钥匙，才能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才能推动工作。    为找准“钥匙，”一定要善于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在中心苏区，“一切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是“群众心坎内所要求的口号”，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积极响应。反观游击区域，群众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国民党白军杀人、强奸、抢劫，反对地主催租逼债、牵牛牵猪等等眼前不能忍受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环境下，再机械地像中心苏区一样进行“扩红突击”“借谷运动”，就难以得到应有的成绩。    “钥匙”还要根据情况随时进行改造。陈云曾提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抗战期间，他更加清晰地指出：在华北民运工作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民运的“发动机”，“民主、民生斗争是根据地内发动民众的钥匙”。民主、民生不只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也不仅是吃穿等问题，还包含许多日常生活问题，如缺少农具、缺少劳动力、卫生条件不好等。“农民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农民自己看来却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

       近日，西安市小雁塔下成片的绣球花盛开，古塔与色彩缤纷的花海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拍照。                                      巴岩 摄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种，相继在天心圩、大余、上堡，三次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思想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    在当时的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大余：建新制度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这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整顿和整编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分官兵离队，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937年，朱德回忆此次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来，朱德又回忆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军，扩充了力量。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上堡：整纪整训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布谷、布谷……”神奇的布谷鸟每年总是如约而至，仿佛是神农派来的使者，提醒人们莫误农时，收割麦子。    我的故乡在南阳群山环抱的一个叫白果树的村庄，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和奶奶、叔叔一起度过的，儿时的记忆虽渐渐模糊，但童年故乡麦花飘香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故乡的记忆虽清清浅浅，一碗“蒜汁苋菜叶鸡蛋捞面条”就是麦收时节最甜蜜的回忆。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龙口指传说中管理天气的龙王，如果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会让庄户人一年的期盼顷刻间化为乌有。记得儿时每到麦收时节，村里各家各户就像进行一场战事一样，厉兵秣马，光场、磨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    光场就是平整打麦场。打麦场位于我们村南边的地头，上一年麦收后一直闲着。每年正式使用前，需要除去场内的杂草，适当浇上水，用牛拉着碌碡反复碾轧，让它平整、夯实。    磨镰很重要，磨好了叫“割麦”，磨不好就成“拔麦”了。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传来叔叔“呲啦呲啦”的磨镰声。那块磨成半圆状的磨石很有些年头了，听奶奶说这是我老爷从南山一石匠处用小麦换来的。经过几代人的使用，它已由原来的大而厚的条石，变成一弯月牙模样。它如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厚重、生活的不易。    “收麦有五忙，割拉碾晒藏。”割麦是农活中最辛苦的一项，小时候家乡没有收割机，十几亩地的麦子都要全家人一镰刀一镰刀地割，三伏天火辣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后背像在烤“铁板烧”，再加上麦芒的刺痛，那痛痒的滋味儿让人备受煎熬。麦收季节人们起早贪黑，一波波金灿灿的麦浪被绑成同样大小的捆子，然后用架子车拉回家堆在打麦场上。再用木叉把麦捆子挑下来，散开摊平，用牛拉着碌碡一圈又一圈反复碾轧，一直到麦粒脱落为止。然后就可以扬场了，用木锨一锨锨地把麦子和麦糠扬上天空，风吹走了麦糠、麦芒等杂质，留下麦子粒。就这样，一块地一块地地收割，一场场地碾轧，一锨锨地扬麦，十天左右的时间，麦子就全部晾干入仓了。    拾麦穗儿是孩子们的主要任务。打捆后的麦地里，难免会掉下一些零星的麦穗儿。为保证“颗粒归仓”，拾了自己家的麦穗儿，还可以去村上其他人家收割了的麦地拾。我和小伙伴当年去别人家麦地拾麦穗儿的劲头可大了。    麦收热闹的劳动场面、丰收的喜悦，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和小伙伴在麦田里奔跑，在麦场里打闹，围着麦秸垛玩起了藏猫猫、过家家，或者在麦场上推铁圈、抽陀螺，大呼小叫，玩得不亦乐乎，比大人们还忙碌。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如今的麦收，真是恢宏而简洁，儿时的“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的景象，早已成为历史。麦田里除了几台忙碌的收割机，地头上只有寥寥的几个人了。一排排整齐的麦子被收割机隆隆隆地快速“吞噬”着，人们只管坐在地头负责把麦子粒拉回家就行了。    留住乡音，记得乡愁。最忆儿时麦花香，往事犹如尘封在记忆深处的一瓶佳酿，令人陶醉，回味悠长。

    距离老家20公里有一小站，每天都有一趟从省城出发的绿皮火车，慢悠悠地经过。    小站很小，小到只有三四名工作人员，安检、引导、指挥乘客上下车全靠他们。母亲晕车，坐不了汽车，所以每次她从我在省城的家回老家，都要坐那趟车，然后在小站下，返程时亦会乘坐。    母亲年岁已大，我不放心她独自乘车，所以每年都会陪她乘坐绿皮火车，也因此与小站碰上几次面。    那绿皮火车，共有三节车厢，较小。车厢里保留着以前火车的风貌：热水装在一个圆圆高高的铁桶里，拧开下端的水龙头便能接到热水，车厢与车厢接头处有吸烟室，车窗可以上推和下拉，能打开一小截通通风。厢壁上有一排白色的暖气管，车顶上吊着一排小电扇。    车内的座椅是绿皮的长条椅，冬天会套上蓝色的椅套，更暖和；夏天则去掉，更凉快。桌子上放着一个铁质的白色托盘。    从省城火车站出发到小站，正好2小时，票价10.5元。绿皮火车行驶得很慢，坐在车里能够不慌不忙地欣赏到窗外的风景。远处，青山如黛，绿水含烟；近处，池塘田垄，小桥村庄，清晰在目。    窗外四时景色不同：春天，窗外有连绵油菜花，金灿灿的；夏日，窗外是蓝莹莹的天，清凉凉的水；秋天，金黄的稻田扑面而来，成熟的果实挂满枝头；冬日，雪落冰河，万物银装素裹映入眼帘。    人太过于匆忙，就会想起慢生活的好，我觉得在绿皮火车的那两个小时，是真正的慢生活，纵然有再急的事，都得放下，耐下性子等，车子不到站，人是下不去的。    相对于高铁和动车来说，绿皮火车显得有些寒酸和简陋，想找个插座给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充电十分困难，车厢里有时还会有呛人的烟味，不少设备都很老旧。母亲曾带着几分愧疚对我说：“儿啊，要不是为了老娘，你是不太可能会坐这样的慢车。”    我笑而不言，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心存感激的。绿皮慢车在，小站在，年迈的母亲就能常回老家看看。哪个老人不想念故土，不想常回去看看呢？也让我得以有机会，放下手里忙不完的活，陪着她在路上慢慢行，悠闲地聊聊天，说说话，喝点茶，吃些零食。    母亲虽在省城，但平日里并不跟我同住，我们母子在一起的时光其实并不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所以，我理应感激、感恩能陪她回乡的时光。    我是多么想让时光再慢些啊，再多给些这样的机会，好让我能陪着母亲，在岁月的绿皮火车里慢慢行，从小站的出口处走向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