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高原中部，革命圣地延安北部，有一座以民族英雄谢子长命名的城市——子长市。这里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深谷高崖、千沟万壑，适宜荞麦等耐寒耐旱的农作物生长。子长煎饼，就是这里优质荞麦的升华美味。    春意正浓，在子长市的街头，从街头小铺到连锁门店，煎饼的生意非常红火。几卷煎饼，一碗凉汤入口，薄饼的细腻，裹挟着醋的微酸、蒜的微辣，带来一身清爽通透。子长煎饼，吃出了苍茫大地上的风月春秋，吃出了寒来暑往中的五味杂陈。    子长煎饼，一个沉淀600余年的小吃，于子长人，甚至陕北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张薄薄的饼，还承载着至繁至简的烟火气息，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印记，蕴藏着颇具传奇的精彩故事。一    煎饼最早流行于北方地区，还被赋予了神话色彩。东晋王嘉所作的《拾遗记》中有“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的记载。当时，人们将煎饼当作是女娲补天之后剩下的东西，等到了明清两代，煎饼种类大大增加。    子长煎饼历史久远，在陕、甘、宁、晋一带颇负盛名。早在元末明初时即开始制作，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据传，子长煎饼原来是一种又厚又大的面饼，主要服务于军队的行军作战，到清代传入民间，成为民间群众的小吃或逃荒、躲匪的“干粮”。《子长县志》记载：“煎饼为瓦窑堡一带传统风味食品”“素为县人待客佳肴，逢年过节，家家享用”。    “天下的堡，瓦窑堡。瓦窑堡自古就是边关要地，又兼地处晋陕蒙交通要冲，车马塞途，工商发达。城内街巷井然，窑房栉比。操场戏台，文庙书院，商铺旅店，酒楼饭馆，应有尽有，热闹非凡。中山门卖小吃茶饭的人很多，有时卖到晚上11点左右。赵曰仁的菜煎饼和史老毛、白侯娃弟兄的豆腐干煎饼等在当时都非常出名。”在瓦窑堡生活了93年的刘治汉回忆。二    子长煎饼粗粮细作、荤素搭配，绿色健康。在子长，几乎家家都会做煎饼。做好一张煎饼，子长人颇有讲究。煎饼好不好，关键看取料。位于白于山区的子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熟透的荞麦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是制作煎饼的首选材料。    制作时，先将荞麦去皮成糁子，在案板上将荞麦糁子揉搓，再用密箩子过滤，制成不稠不稀的糊糊。摊煎饼的鏊首选铸铁平鏊，火候要不大不小，火大了糊鏊，火小了既费时，又容易将煎饼刮破。摊煎饼时，用木制或铁制的小刮子，倒一小汤匙荞面糊糊，用小刮子转一圈，就是一张，边倒边刮。煎饼呈椭圆状，有小碗口大小，薄如蝉翼，银白透亮。一鏊可摊5张至6张煎饼，先中间，后四边，依次排开，煞像一朵盛开的梅花。轻轻揭下煎饼晾在高粱秆编制成的盖子上，待晾凉后，6张叠一层，便为一份。    时代在变，子长煎饼也在不断转变，从单一的豆腐干煎饼发展到现在的热豆腐煎饼、凉菜煎饼、炒菜煎饼、酥肉煎饼、猪头肉煎饼等十余种。小小煎饼可谓包罗万象，一张煎饼卷万物。    煎饼要香，全凭好调料。用蒜泥、醋、韭花、辣椒油、西红柿酱、芝麻调制而成的蘸汁，放在碗里，浇上醋蒜汤，放少许油泼辣子，用煎饼蘸着咬一口，满口生津。    吃子长煎饼一定要喝凉汤。凉汤是用自然泉水加精盐、食醋、大蒜片和炒熟的芝麻等调制而成的，被人们戏称为“子长啤酒”。每逢三伏酷暑，炎热难忍之际，上街吃上几份煎饼，喝上几口凉汤，霎时浑身透凉清爽。三    美食有千味，但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口乡愁味。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对子长人来说，脚步走得再远，只要闻到煎饼的香味，就闻到了家的味道。    子长人对煎饼的挚爱是毋庸置疑的。曾有人说，子长人早饭吃煎饼，午饭吃煎饼，晚饭吃煎饼，夜宵还吃煎饼；高兴吃煎饼，难过吃煎饼，恋爱吃煎饼，失恋还吃煎饼。一代代子长人被煎饼滋养着，养出了豪爽和仗义，养出了勇敢和担当。    600余年的岁月沉淀，子长煎饼已成为陕西地标性美食。如今，煎饼已成为子长的一张靓丽名片，子长煎饼店更是遍地开花。“瓦窑堡老城里煎饼”等一批家喻户晓的门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西安永兴坊“排长队吃子长煎饼”成为店门口的一道风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据不完全统计，子长市现有煎饼、凉粉等小吃门店120多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实现年产值1.1亿余元，煎饼店遍布西安、南京、临汾、成都、长沙等地。    从记忆中的充饥“干粮”到今天的特色小吃，从路边摊到遍布全国的小吃店，正如一位喜欢吃煎饼的子长人所说：“今天，我们吃煎饼，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更多感受的是人间烟火气。煎饼承载着一代代子长人的深情，更诠释着子长人民那股历久弥新的拼搏精神。”

    在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份特殊的藏品：一本敌我人员共同用过的笔记本。笔记本用道林纸订成，64开，长12.5厘米，重10克，内页印有蓝色横格，底页盖有17枚印章。虽然经过时光侵蚀，笔记本已经脱线脱浆成散装，但上面记载的革命烈士蔡德华参加教导队培训时的听课笔记，却珍藏着我党我军早期开展军政干部培训、创办教导队的宝贵记忆。    蔡德华原是江西宁冈县柏路乡蔡亚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在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后积极投身革命队伍。1927年11月，为培养军队和地方干部，根据前委指示，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县龙江书院中厅的“明道堂”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蔡德华就是在这一时期受中共宁冈县党组织派遣，到教导队参加学习培训。学习结业后，他先后担任宁冈县第三区赤卫队队长、宁冈县赤卫大队副大队长等职，被队员们称为“蔡教头”，参加了七溪岭战斗、黄洋保卫战。    1928年2月，教导队学员跟随工农革命军进行新城战斗，击毙了敌营长王国桢，活捉了伪县长张开阳。对县公署和敌营进行搜查时，时任县赤卫队队长的蔡德华在张开阳办公室发现了一本土黄色的硬壳笔记本。由于当时经济困难，加上敌人对根据地长期进行严密封锁，军民生活物资非常紧张，学员们的学习环境也十分艰苦，想要一张纸、一支笔都很困难。所以，蔡德华觉得把笔记本丢掉很可惜，在向上级汇报并经批准后，就把它留作自己听课的记录本了。    由于前12页都是伪县长张开阳的记事笔记，蔡德华便将笔记本反过来，由后往前使用。笔记本里面不仅记有他听课、参加会议、听取报告的内容，还有抄写的国际歌、工农兵歌等内容，同时也记录了1928年2月24日，毛泽东为学员讲授的政治课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笔记本中的《宁冈县赤委会教练大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1929年初，井冈山失守，红四军主力转移，蔡德华意识到根据地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将自己保存的文件和资料用油纸包好，装入竹筒内，藏在自家屋檐下，以防不测。随后，他抱着献身的决心和战友们一道坚持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不幸被捕，后在宁冈新城英勇就义。

打卡西安                                巴岩 摄

    党在西柏坡时期，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纪律及城市建设管理等，在全党全军干部中开展了一次范围广泛、内容全面、意义深远的学习，极大地促进我们党的政治成熟，大规模地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为建立新中国和全国执政做好政治、思想、组织准备。越是重大历史关头越重视学习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一个小山村叫西柏坡。它是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时期，是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转折期。而越是到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就越是重视和加强学习。    重大历史转折要求重视学习。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已进入新高潮：颁布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掀起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推翻蒋家王朝；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新高潮开启了党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历史大转折。要应对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转折，必须加强学习、转变观念。    党内思想态势要求加强学习。当时一些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扎实。一些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在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出现右的和“左”的倾向。有些单位和部队产生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现象。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内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不前、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不同程度存在。这迫切要求结合土改开展整党，在全党全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政策和作风纪律教育。    提高执政能力要求抓紧学习。1949年春，全党党员已达300多万，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尤其是党员文化知识水平很低，“区以下的干部能看懂《人民日报》的很少”。随着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一些干部把农村工作套路照搬到城市，带来城市建设管理的新问题。全国执政亟需大批干部人才。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然而，干部培养计划跟不上形势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把210万野战军变成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工作队，“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快速发展的形势，使党员干部普遍产生“本领恐慌”。刘少奇感叹道：“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号召全党广泛开展学习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新成果，是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重要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上，毛泽东对干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目提出要求：“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撰写的640多篇、数十万字的文件、批示、讲话、电文、书信等，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教材，通过党的各级领导、会议以及新华社、报纸等途径传至广大党员干部。    学政策和纪律。西柏坡时期，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十大军事原则，以及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政策策略。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和执行政策，在每一次行动之前要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政策。1948年11月，华北局规定各级干部必须学习时事与政策，以《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为基本教材。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学习各项政策列为1949年的17项任务之一。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该书第二章主要讲述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有铁的纪律、怎样坚持铁的纪律。1948年6月1日，中央宣传部重印该章，并加写3000多字前言发至全党全军。    学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面对大批新解放的城市亟需正确接管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提出“11个善于”的学习要求，强调“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    学文化知识。为了提高部分党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党在各解放区举办多种形式的识字班、扫盲班、民校、夜校、冬校，市民教育主要通过创办市民学校、民众教育馆、市民学习小组等。

    浅夏时光，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火红的石榴花，挂在石榴树的枝头，闪烁于葱蓊的翠绿之中。一朵朵红萼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榴花红得恣意奔放，正是“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    看着那满树朴素而热烈，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心头荡漾。榴花是色彩的大派对，丰盛的色彩挤在一处，点缀在白色的村舍之间，美得汪洋恣肆。一树榴花，静立幽深庭院里，其姿轻盈，其态俏丽，轻风中，独占一种风韵。    榴花，没有玫瑰的娇艳，牡丹的华贵，茉莉的芳香，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夏的自然。榴花的影子投到粉墙上，悠然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似古画，宣纸泛黄，枝影阑珊，留白写意，自生风雅。榴花，清新而不柔媚，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    灿然若笑的榴花，惹笑了看花人。“荒台野径共跻攀，正见榴花出短垣。”欧阳修《西园石榴盛开》中的榴花含羞欲语，伸出短垣的细枝上缀着繁密的榴花朵朵，翠绿映衬中的火红是属于乡村的艳丽，一如邻家女孩素静雅致中的热情。梅尧臣赞叹榴花，写下了“春花开尽见深红，夏叶始繁明浅绿”的佳句。待到端午，石榴花变成朵朵小金钟，红绿相间且粗重厚实，而花头的部分却轻盈如绸，脉络细润光滑，红花衬着绿树，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老家屋后有一棵粗大的石榴树。每到石榴花开季节，人们就围拢在石榴树下坐着聊天，结网，纺石棉。那时，人们喜欢在清晨或者傍晚，带着各自的新鲜事，相聚于榴树下。他们悠闲琐碎的谈话声，让人体味到岁月静好。有几位皤然老翁在榴树下下棋，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是那样平静，如一颗棋子跳来跳去。平和、干净的空气，悠闲的时光绵软如绸，给人说不出的欢喜。    徜徉江南古镇，凝望老房子上的雕刻，喜欢雕刻上停滞着的、忘却时间的遗世之美。老房子上，缠枝、连缀的石榴也是常见的，它们或镶于门楣，或嵌于窗棂，或踞于藻井，是那种直观的简单。感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将石榴花开的火红和榴开百子的祝福都融进了市井生活中。    “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生活在长街短巷、阡陌闾巷的人们，时常如榴花般热烈谦和，以真实的笑容、热烈奔放的情操，给恬淡的日子平添几份情愫。    榴花红艳，在这清浅初夏，为我们酝酿成熟而丰盈的梦。

    家里的灶台，是母亲每日呆的时间最多的地方。逢年过节，只要我们姊妹几个回去，母亲总在灶台边忙碌，想尽办法做她最拿手的几个菜肴。一大早母亲就要去菜市，等小辈们醒来，母亲早已大包小包地从市场回来了。虽然我们再三劝说让她在家里等着，我们去买好，她做菜我们打帮手就好，但母亲还是心疼我们，希望我们能多睡一会。母亲总是说“你们平时工作都忙，难得睡个懒觉”。    看着年事已高的母亲在灶台边忙碌，我们姊妹几个总是不忍心。渐渐的，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母亲需要买哪些肉和菜，陪伴母亲逛菜市场也是母亲感到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一件事。    无论是否过节，母亲总是要做她那几个拿手的菜肴，虽然只是家常菜，可每一个到家里的客人和回家的我们个个喜爱母亲的拿手菜。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她做好的菜肴，坐在桌旁的母亲也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父亲一辈子最喜欢吃母亲做的家常菜，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让母亲给她做他爱吃的饭菜，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变着花样做饭。看着父亲渐渐衰弱的身体，母亲除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依旧要忍着自己的病痛给父亲安排好每一顿饭菜。    去年春季，疫情还没有那么严峻，我特地回了一趟娘家。一天，母亲突然打开了侄女的钢琴盖兴致勃勃弹了起来——还一边弹一边唱。我很惊奇甚至有些惊喜，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弹琴。我好奇地询问什么时候学会双手弹琴了，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年轻的时候就会弹脚踏风琴，几十年了都没有再摸过琴了。    那天，我陪母亲在钢琴旁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边唱边弹，尽管都是很久以前的少儿歌曲、革命歌曲，中间也有因手指不灵活断断续续的，但母亲却把一首一首的歌曲凭借记忆最终完整弹了好几首歌。那天也时不时听见父亲在一边哼唱了几句。母亲并不识谱，但能凭借年轻时候的记忆弹下来几首曲子，真是不简单。那天我为母亲竖起了大拇指，又把母亲好好地拥抱了一下。每每想到母亲弹琴的样子，我是又欣喜又心疼，母亲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给了父亲和儿女，唯独没有她自己。我在想，如果不是被家庭琐事所牵绊，母亲应该也是一个有点文艺追求的人吧。    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着家务，在灶台上忙碌，总想着我们能吃上她做的菜肴，每次回家，我就会开玩笑说，“妈，您老人家可以把您这几个菜做成招牌菜到街市上去卖了”，虽然这样说，心里却越来越不想让年迈有病的母亲在灶台忙碌了。    今年春节父亲走后，母亲经常会在灶台边独自抹眼泪，做饭的精气神不如父亲在世时的样子。想到这里，我心里愈加心疼母亲。在灶台边忙碌了一辈子的老母亲，也该歇歇了，让母亲也好好享受一下灶台以外的晚年生活吧。    其实，母亲灶台边的故事扑实又简单，却是我们做儿女感到最温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