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于1960年2月开工，修建之初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林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战十年终于修成“人工天河”。 1960年2月16日，也就是工程开工第6天，引漳入林总指挥部颁布《八项纪律》，其中第五项纪律号召党员干部开展“五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深入工地、深入群众，做到作战是指战员、生产是战斗员、施工是技术员、战地是宣传员、食堂是炊事员，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 当时，许多干部以渠为家，不下战场。他们背着钢钎、镢头，到工地和民工们一起清基出碴，抡锤打钎，吃一锅饭，啃窝窝头。总指挥部的领导和干部采取分包路段的办法，组织指导施工，谁都怕自己所分包的工段进度慢、出事故。因此，他们“早晚两头见星星”，每天晚上直到工地民工都下工了才回住地，夜里还要和连队长谈当天施工情况，研究第二天工程安排。 在工地上，党员干部总是把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党员干部先实验，再给群众定指标，党员干部修5米，只给群众定4米。但在领取粮食补助时，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斤，干部补1.5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斤，干部补1.2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群众说，跟着这样的人干，再苦再累我们也无怨无悔。他们在太行崖壁上刻下四句话，今天到红旗渠依然清晰可见：“党员干部流汗水，我们就不怕流血水；党员干部搬石头，我们就有决心一定可以搬山头！” 随着工程建设不断推进，在《八项纪律》基础上，红旗渠党委（红旗渠指挥部）又适时细化制定了《总指挥部财粮金融股工作意见》《关于遵守群众纪律的几项决定》《关于财物管理工作的几项制度》《关于干部遵守的十项制度》《关于认真搞好竣工清财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靠制度管权、物、钱，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常年吃住在渠线，时间一长，随身携带的物品就多了起来，如何归置这些杂物，让大家深感困扰。后来，有人发现了工程使用过的废炸药箱这个“宝贝”，就提出给大家配备一只废炸药箱用来盛放衣服。 尽管是废弃的，毕竟是公家的物品，让私人使用，是不是违反纪律？所以，没有人敢把这个建议提上去。时任红旗渠党委的组织委员彭士俊听到群众的反映后，汇报给了指挥部总指挥长马有金。在纪律面前，马有金是个爱较真的人，他说可以用，但每人只限一只，并且要作价购买。经过指挥部党委研究，决定每只废炸药箱作价0.75元，要求使用者把收据贴到废炸药箱的箱盖背面，以备随时检查；发现谁的箱盖背面没有收据，就以贪占公物论处。 （摘编自《纪律从这里来——展品背后的铁纪故事》方正出版社）

味道这词儿，颇有意思。 人对于味的感受，既实在又虚幻。说实在，是因为味之产生，能被口鼻真切感受到；但味来无影去无踪，又带着点虚幻缥缈的意味。味无处不在，却又看不到摸不着。 一种味，要被人真切感受到，必有其“道”。味蕾之味，如酸甜苦辣等，无不有其特定之“道”，才能成为味道。鼻尖之味，亦得有“道”，才会各有各味。 味，是虚幻而即兴的。一时之味，可能转瞬即逝，能为人所察觉，却难以被深记。而“道”，是逻辑和规范，是规律和道理，无声无形，却自成轨道。味存在于“道”中，受“道”之规范，即兴之味经历了“道”的筛选和沉淀，也就有了深远悠长的味道。 于人而言，味与“道”不可或缺。 生活要过得有味，不算难。各种美食和聚会，将日子填得满满的，这是有味；种种新奇有趣的事物，也能让人乐于其中，这亦是有味。能让人于其中感受到趣味，这样的日子也就有了味儿。 但这样的“味”，不是人生真正的味道。玩乐的味，是趣味，即兴而来，乘兴而去，这样的味于漫长人生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帧画面，除了添加些许欢趣，对人生也难有更多助益。 于人有益的味，还得有“道”，让一时之趣规范与沉淀下来，有了长远的意味。于味而言，“道”像轨道，能让种种滋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顺势浸润入生活，从而让一个人由内而外渐渐发生改变。 有的人抱怨自己人生无味，其实并非真的无味，相反，是味太多。种种滋味争先恐后涌入心中，来去皆匆匆。没有一种味能沉淀入人生里头，诸多味都是浮光掠影，昙花一现，自然难以被深刻感受，多味最终也就成了无味。倒不如找准一两味，用心反复揣摩，反倒能品出个人生真味来。 味，仅仅是一时兴起；“道”，却需要时间的累计，需要自身的学习与思考。人生的味，都需要顺“道”而行，得到沉淀和保留，变成可持续的味道。 过日子要有味有道，有趣味，亦有内涵，方是真的热爱和懂得了生活。

爱人毛手毛脚，做家务时老弄得“叮当”响，有时不小心还打坏东西，说了许多次，她也改不了，急得我时不时跟她生闷气。 今年春节过后，爱人要去市里为儿子带小孩，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不想年快六十，我又过起了“单身汉”生活。饭要自己做，衣服要自己洗，虽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锅碗和衣服放在那里，自己不去洗它永远不会变干净。以前我很少做家务，现在好了，买菜、做饭、洗衣、洗碗，哪一样都要自己来。有时起床晚了，上班要赶时间，胡乱吃口饭，连碗都来不及洗，就匆匆出了门。 几个月下来，我已经将三只碗和一个盘子碰坏，这还不算，前些天天热了，我把我盖的那条被子收起来放进了柜子，也没有晾晒，结果爱人回来一看，被子因潮湿发霉发黄，气得她把我数落了老半天。 想起以前对爱人的责怪，我不禁心生懊悔。自己从不洗碗，所以才不会将碗打坏；很少洗衣服，才不会将口袋里的钞票和纸团一块洗；很少去菜场买菜，当然也不会拎着菜回家，而把手机忘在了菜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怪别人毛手毛脚，真是太自私。 日出日落，阴晴雨雪，生活就是在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中不断继续。锅碰勺，碗碰碗，才是现实的生活和真切的人生。那就让我们欣然接受，多理解别人，包容他人，纳人纳己，坦然面对，在生活中慢慢成长。 （李文明）

提起“关羽”，大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美髯飘飘，威风凛凛，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忠义仁勇形象，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演员陆树铭将关羽的这一形象塑造得深入人心。11月1日上午，西安话剧院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扮演者陆树铭因病去世，享年66岁。 陆树铭的一生，因饰演“关羽”而改变。他在自传《我遇关公》里写道，“我塑关公，关公塑我”。 1956年 8 月15 日，陆树铭在山东青岛出生。1966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陆树铭的父母带着五个孩子，举家从青岛迁到陕西渭南。 1976年，20岁的陆树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航空摄影师。那会儿他每天与飞机打交道，在全国飞来飞去做测试，甚至还去过甘肃酒泉的原子弹发射基地做飞机座椅弹射实验。 专心拍照的陆树铭，似乎看不到和专业演员有任何交集。然而1980年，爱唱跳的表妹拉着陆树铭一起去西安参加西安话剧院的考试，陆树铭在走廊等候时，突然被人拍了拍肩膀问道：“你是考生吗？”而这个人就是当时在西安话剧院做演员的郭达。 郭达看陆树铭形象好，不由分说地拉着陆树铭进去参加面试。绕口令、唱歌、手风琴……陆树铭把“十八般武艺”都展示了一遍，也让面试的评委们记住了这个小伙子。误打误撞，他被招进了西安话剧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1988年，陆树铭在西安话剧院创作的话剧《苍凉青春》中饰演“二万子”。第二年，他与巩俐、张艺谋等合作出演了《古今大战秦俑情》，在片中出演“秦始皇”。 1990年8月，《三国演义》剧组全国选角。为关羽选角时，导演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演员，这时，郭达向导演组推荐了陆树铭。 陆树铭换好衣服、化好妆容后，推开试镜间的门，冲屋里的人一抱拳，“请恕关某姗姗来迟！”台下的总导演王扶林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长舒了一口气：“关将军到位了！” 陆树铭进组后，对照《三国演义》，反复查资料，把剧本中关于关羽的段落、台词都工工整整地手抄了一遍，并贴满宿舍床头、墙上、浴室镜子。每天一进门，陆树铭面对着墙，眯着双眼，摸着下巴默背台词，揣摩关羽的人物感觉。 剧中关羽的马戏非常多，陆树铭为此没少从马背上摔下来。其中最严重的一场戏，刘关张三人一起骑马过河滩，陆树铭的马意外踩在一块大鹅卵石上，人仰马翻。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后，陆树铭还是不能动弹。医生让陆树铭趴在床上，并找了根小木棍给陆树铭咬着后，拿了一根数十厘米长的针管，把陆树铭腿里的脓液抽了出来。这一次，陆树铭仿佛真切地体会到了关羽刮骨疗毒的感受。 1994年，《三国演义》在央视一套首播，46%的收视率创下纪录。陆树铭饰演的关羽，鲍国安饰演的曹操，还有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等，都让观众时至今日仍觉得：“他们就是长这样的！” 据西安话剧院院长任雪迎介绍，陆树铭在退休之后，依旧热爱艺术创作，创作演唱的歌曲《一壶老酒》广为传唱。2022年1月，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陆树铭接到西安话剧院艺术总监翟卫国的委托后倾情演唱由西安话剧院特别推出的抗疫歌曲MV《这是我的长安》，为家乡献上祝福，向守护这座城的战斗者们致敬。 从艺四十余年，陆树铭在艺术创造中始终尊重生活，坚持从生活出发的艺术原则。他曾说过：只要发挥艺术的创造功能，重视艺术的表现手段，必定能塑造出生动鲜明、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人物，他也用一生的艺术实践给青年演员们做出了榜样。 （李洁 张哲浩）

孙崇明 摄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这句典故出于《晏子春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这句古语，阐述从政必须“重民本”的理念。在淮阴历史上曾有一位知县，他在清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为政二十二年，以“民乐然后吾可乐也”为自己座右铭，勤政爱民、为官清正、造福一方，深得老百姓的爱戴。他就是明代著名循吏李信圭。 李信圭，字君信，江西泰和人。洪熙元年（1425年）他以贤良方正被举荐，授为清河县知县。 据《明史•李信圭传》记载，当时的清河县位于黄、运、淮三河交会处，不仅地产贫瘠，而且民风彪悍。这种地方，很多人都不愿前往为官。然而，李信圭却欣然奉命。 上任后，他首先解决的就是漕运中的弊政。因地处交通要冲，清河县每天官船来往不断，官员不按规定调用民夫，所差使的人员动辄数以千计，百姓深受其苦。前任知县因漕运之役困难，曾上疏请求从沭阳县调500人相助，然而这些人离家远，不仅来回不方便，而且衣食住行艰难。李信圭发现后，立即请求免除助役，而让沐阳县代替清河县缴纳额外赋税的三分之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此举不仅纾解了沭阳役夫的困苦，清河百姓也减轻了税捐重负，两县都觉得方便。 当时过往清河县的船只，不论是漕船或官船皆需由地方供给役夫。而且各方过境大员不断施压要人要物，这些人都大有来头，任何事也不允许地方插手过问。由于长年征调百姓拖挽船只，导致清河县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李信圭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为尽快让百姓摆脱繁重的杂徭，安心发展农桑，李信圭积极向上请示，免除妨碍农务不合理之事，同时还奏谏朝廷整治漕运中腐败现象。他的进言切中时弊，一一被采纳，清理整顿了漕运差役之事，有效打击了假公济私、浮华奢侈等不正之风。从此，除清河外，其余沿运河郡县也蒙受这一恩泽。 李信圭敢于为民发声，勇于痛批腐败。据《明史•李信圭传》记载，淮安卫将与之毗邻的数千亩民田列为卫田，还要田主代缴赋税，整整侵占了六十年，当地官府却不敢得罪。而李信圭不畏强权，将官司打上朝廷，最终还田于民，大快人心。 明正统元年（1436年），李信圭因政绩显著，提拔为蕲州知州，清河百姓包括淮安府的仕绅，皆联名赴京上书请求留任。朝廷见此，便命李信圭以知州身份管理清河县事。这种“低职高配”的父母官，在清河县历史上是少见的。 当时内阁重臣、著名学者杨士奇写下《送清河知县》一诗，专门记录此事，“共爱温如玄圃玉，直须清比鉴池冰”，高度赞扬了李信圭温润如玉、清正廉洁的品质。 李信圭多年如一日为百姓操劳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当地官民。凡是公差勤务，不必派人督促，只要约定日期，乡民全都按时前往。民间发生争讼，李信圭都喻之以理，让双方先回去反省，结果还未等再审，都已主动罢讼。清河县的犯罪率逐年下降，恶少豪强也不敢到清河县地界犯案撒野，这些人不只是怕他，更是尊敬他。 正统四年（1439年），李信圭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时，拜会了时任礼部侍郎的泰和同乡王直。王直问李信圭：“你在清河县素孚民望，可以不劳而治，心情也是快乐的吧？”李信圭答道：“去年清河县飞蝗为灾，民食不足，这都是因为我这个做县令的德行不够而招致的。今年我害怕还有遗存的蝗虫再为民患，日夜担忧，思考如何平息消灭。民乐然后吾可乐也。”后来，王直在其《送李太守序》中感叹：我更加相信李信圭是个贤令了。县令作为父母官，应当视百姓为赤子，喜忧与共。 正统十一年（1446年）四月，李信圭再次得到朝廷重用，赴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由于积劳成疾，他到任仅一个月，就病死于任上。百姓不禁失声痛哭，为处州失去这样的好官而悲泣。清河百姓闻讣更是伤心不已，他们自发为他祭祀。李信圭居官清河二十二年，至处州一个月，两地百姓都对其爱戴有加。由此可见，为政不在长短，为政之本在于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