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外出旅游。出发前，先生提醒我再检查一下“身手钥钱”，即出门必带四件宝：身份证、手机、钥匙、现金。 我回答：“都带了，钱带了两千元呢！” 女儿说：“现在早就是手机扫码支付的时代了，哪用得着带现金？” 先生接过话：“以备不时之需！” 孰料，旅游结束，两千元现金原封不动地躺在钱包中。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购物支付的方式。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有粮票、肉票、布票等，票是按家庭或家中人头“限量”定期分发。我们家的布票都攒着到年底买布料做新衣，票少人多，往往是爸爸妈妈几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我们兄妹仨是三年一个轮回做新衣，妈妈总会让裁缝把我们的新衣做大一号，如此，一件新衣能穿上两三年。 我们长大后，去外地求学，每次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总会在我们的裤腰里缝个口袋，把学费缝在口袋里，生怕途中有个闪失。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有时有老乡出差路过我们上学的城市时，爸爸会委托出差人捎带给我们，如此，能省下邮局汇款费。 现金支付方式陪伴了我20多年的时间。直到1991年，我认识了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小伙子，开始和他谈恋爱。那天，我和他逛商场，他掏出信用卡刷卡消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购物还可以“先透支，再还款”。后来，婚前我们去上海购买结婚用品，他说：“我们买东西就刷我的信用卡，少带些现金，安全些。”在上海一商场，我们看中了一套西装和一套裙子，用信用卡付款时，收费员告知我们休息日不刷信用卡，我们傻眼了，身上的现金不够啊！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在上海上学的妹妹“求救”，他妹妹发动宿舍的所有女生，凑了两千元现金，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近十年来，支付方式的变化是最大的。女儿去外地上大学，我们把学费打在她的银行卡上，她报名时，在银行设点的校园收费处刷一下pos机就行。后来，随着手机刷卡时代的来临，女儿每月的生活费，我们以微信、QQ、支付宝或是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她，方便快捷。 还有，如今在手机上轻松一点，就能购得火车票；在网上下单，心仪的商品就能送货上门，女儿的“无现金”生活也引起了八旬婆婆的好奇。前不久，婆婆第一次用微信支付购得超市水果时，风趣地来了一句：“太神奇了，我这钱包也该‘下岗’了！” 支付方式从“凭票供应”到“手机支付”，体现的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的是人们的消费观点和消费模式，提高的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康浩明 摄

很多普通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希望能惩奸除恶、拯救他人于水火。可真正面临如此境地时，我们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万里归途》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中国式撤侨故事，呈现了一段普通人的英雄之路。 外交官宗大伟和成朗是电影中两位主要人物。宗大伟经验丰富却性格懦弱，长期驻外经历消磨掉他年轻时的锐气，随着剧情的延伸，他作为普通人的内心懦弱逐一显露出来，他在返回使馆的路上宣泄愤懑情绪的举动，面对叛军首领逼他进行“俄罗斯轮盘赌”时的怯懦和犹豫，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模样。而当全部中国人的生死系于他一身时，他战胜了心理弱点，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英雄。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模样：烟火人间里，他们甘于平淡，时不时冒出对生活的怨言，而当危机来临时，却会毫不犹豫地“逆行”而上。 成朗是一个满怀热血却缺少历练的新人外交官，他因自己冒失举动差点为撤侨队伍引来大祸，也无法理解宗大伟向内心惊慌无比的中国人隐瞒真相的选择……险象环生的撤侨路途中，他逐渐走向成熟，最终依靠自己的智慧帮助宗大伟和侨民脱离险境。他那勇敢且稚嫩的表现，最终让宗大伟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寻回了初心，也点燃了坐在屏幕前的我们心中那团“火”。性格不同、观念差异很大的两个普通人，共同执行一项沐战火浴鲜血的任务，势必会冲突不断，但在共同的信仰和使命的召唤下，他们从矛盾冲突到肝胆相照，圆满完成撤侨这项光荣 而伟 大 的 任务。 撤侨路上涌现出来的平凡英雄远不止他们二人。白婳身上，让我们看到中国女性骨血里的韧性和母性的光辉，她无条件支持外交官丈夫章宁的工作，在章宁牺牲在叛军枪口下后，她忍住悲痛，承接丈夫身上的使命和任务，帮助宗大伟和程朗完成撤侨任务。在她身上，母性的光辉是那么闪耀，她拼命保护和丈夫收养的努米亚孤儿，让失去家庭的异国少女重新得到家的温暖。影片中，还有诸多参加援外建设的工人，他们为了祖国来到异国他乡，离家日久，他们的想法十分简单：回家。陷入困境时，坚信“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他们又何尝不是英雄呢？！ 英雄如镜，平凡如你我，也许难以建功立业，但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也能走上普通人的英雄之路。

一个人表达意见的轻重，所做事情的价值，往往以“分量”来衡量。也就是说，“分量”，比喻一个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所具有的价值、作用，以及对情况判断的影响力量。《朱子全书》卷四有言：“若是大底功业便用大圣贤做，小底功业便用小底贤人做，各随他分量做出来，如何强得？”老舍《黑白李》载：“彼此对看着，一齐微笑，神气和默默中的领悟，都比言语更有分量。” 生命的价值不是以生命的长短来衡量，而是以生命的“分量”来衡量。自然，生命的“分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量”，而是价值层面上的“重量”。有道是“秤砣虽小压千斤”，这里所指的，就是秤砣的“分量”。“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说明了坚持的“分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明了洞察的“分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明了信守承诺的“分量”。 拿文字来说吧，文字的魅力就取决于文字是否有“分量”。就单个文字而言，也许它的分量不是那么显见。但如果一个个文字，经作家的精心铺排构架，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有了精妙绝伦的魅力，有了拨云见日的功效，有了无与伦比的分量。所谓“文章本天成”，还是少不了“妙手偶得之”。 当然，文字组合的长短因人而不同。有的清浅飘浮，有的内蕴深厚；有的花里胡哨，有的不落窠臼；有的冗长繁琐，有的干净质朴……所谓文如其人，此说不假。心怀大爱，心地善良，并能自如驾驶文字的人，笔下永远有教人沉思的东西，永远有催人奋进向上的力量。文字潜在的“分量”——一个作家的分量，由此是可见一斑的。 文字，不是长就有分量，短就没分量。有分量的文字，不在长短，只在内涵；好的文字，在曲而不在直，曲方能通幽，曲方显真美。一如大巧之拙，浓后之淡，耐人咀嚼，耐人寻味。好的有分量的文字，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文行于当止，犹出岫之云，蔚蔚缥缈，不拥挤，不堵塞。这样的文字，恰似书画留白，给灵魂以空间，给想象以余地，看似无意，实则匠心独运，处理得天衣无缝。 有的文字美而不腻，有的文字热而有度，有的文字柔而不滥，有的文字和而不同，这都是缘于心灵的好文字。这些文字，通过引出每个读者内心的感知和想象，从而将自身蕴涵的“分量”凸显出来。可以说，不同的文字，是作家为世间情态相通的人，准备的美品佳肴。 文字，也许有惊世骇俗的，也许有惊天动地的，也许有叱咤风云的，也许有排山倒海的，也许有摧枯拉朽的，也许有落地生根的……通常情况下，不要把作家笔下的文字都看成是天高地厚、彪炳千秋的事情。文字的作用和功效，说白了，或者怡情，或者娱乐，或者励人，或者悦己，其“分量”终究不过尔尔，不过如此而已。

十月的末梢，大地褪去了浓绿，收起了青涩，一枚一枚的日子，在岁月的交替中结了果，大地开始呈现出绚烂的色泽，满载收获的喜悦。而霜降总是在这时踏着清凉的步伐缓缓走来，为一季的繁华作一个完美的收尾。 此时，天高云淡，气温开始呈现低迷状态。梧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在秋风的催促下，恋恋不舍地离开，旋转着身姿回归大地，夕阳洒落，光秃秃的枝丫挡不住夕阳的余晖，落下一地的斑驳。我站在秋的深深处，远眺，小河静静地流淌着，秋风过，泛起一道道银波，像一条条跳跃的鱼儿，而河边的柿子树则盛满丰收的欢喜，像无数个小红灯笼高高挂起。天空中成群的大雁开始南飞，一行行的小黑点在蓝天里缓缓移动。 秋天是深沉的，而秋色却是浓烈的。这时，你若去山林里走一走，“红叶黄花秋意晚”的美景尽收眼底，夏日里浓郁的绿在此时消失不见，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美不胜收。而诗句“最是橙黄橘绿时”描写的不止是美景，更饱含秋至浓处，满怀丰盈的欣喜在其间。 此时，在我的家乡，田野里的玉米已收割完，冬小麦开始播种。清晨，我随母亲去地里播种，站在田埂，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新翻的田地一垄一垄，泥土的清香随着晨雾氤氲在天地间，零星的农民在田间劳作，所望皆是无尽的笑颜，眼里盈满了希望。 收割完大片大片的玉米等农作物，地里的花生、红薯等也到了收获的时节。待到它们的叶子开始一点点地泛黄，刨花生，挖红薯便开始了。一个个在秋阳下干得热火朝天，不仅是因为收获，还有馋嘴猫的小零食开始登场：盐水花生，拔丝红薯，红薯干，糖花生豆等。 秋天开始天短夜长，我最喜在晚饭后，捧一本书，桌上再放一碟盐水花生，一边品读着书中的文字，一边咀嚼着花生，待到夜深，一本书读完，花生也化成一地的壳，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岁月悠悠，脑海里回味着书里的时光，嘴里回味着花生的清香，开始一夜好眠。 霜降作为秋的收尾，总是余韵悠长，等农作物归仓，等秋叶落尽，才慢慢地把时光还给冬，开启冬眠模式。 我总觉得秋是一年四季中最绚烂的季节，不仅有红叶黄花，更有橙黄橘绿，而秋日最后一个节气——霜降，总是承载着更多的美好。

孙犁的编辑生涯，几乎贯穿他的一生。除了进城后，长期在天津日报社耕耘老牌副刊版面“文艺周刊”，其工作地点还算相对稳定之外，此前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照孙犁自己的说法是“向来萍踪不定”——在冀中平原、在阜平山地、在抗战烽火中、在衣食不继时……孙犁既要当记者，又要编副刊，还要抽空搞创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近来重读孙犁，沉浸在他那淡雅平实的文字中。笔者一直在寻觅孙犁早年的编辑路径，一心想探看当年他所在编辑部的样貌，想知道他是如何在艰险的环境中编辑出至今仍在新闻和文学史界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篇篇佳作、一本本期刊。 1982年，孙犁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信中简要谈及他的编辑阅历：“我编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 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两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那么 ，这些曾 经发散在 村镇山乡、机关部队的报纸副刊或文化期刊，又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作为编者的孙犁，晚年曾多次忆起当年的实况—— 孙犁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是油印的《文艺通讯》。孙犁在《在阜平》一文中写道：“1939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这应该就是晋察冀通讯社的编辑部了。孙犁在这里写下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据笔者初步考证，这应该是全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当时晋察冀地区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不过，在战争环境中，大机关是无法在一个大镇长久驻扎的，孙犁说：“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样一个小村庄恐怕容纳不下一个大的编辑部。因此，据笔者推测，这里应该就是孙犁等人编辑《文艺通讯》的编辑部了——孙犁对这个小小的编辑部有过非常真切的回忆：“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子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 这，就是孙犁在彼时彼刻的生活状况了。从行文中分析，即便有了这块油布，孙犁依然是没有褥子、没有枕头的。文章通篇都没有诸如“困难”“艰苦”之类的字眼，但细细品咂，苦涩之味却淡淡溢出。 然而，孙犁写到 此处却笔 锋一转，写了一段当地的农家景致，好似苦茶饮后的回甘——“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 ，挂满 了红的、黄的粮穗 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孙犁文集》三卷） 1941年，孙犁从阜平山地回到冀中平原，被王林等老战友拉去编辑大型征文《冀中一日》。其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南郝村。关于当时编辑们的工作情形，曾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在其回忆录中写下一段目击实录：“他（孙犁）为《冀中一日》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一天，我和梁斌、齐岩、白力行、刘大风等同志去看他，只见他和王林、李英儒、路一等同志，都打着赤膊，肩上搭着毛巾。在一个庭院槐树下，围着炕桌，用砖头压着大堆稿件，在紧张地工作着。”（《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如果说，编辑《冀中一日》是一次有组织的、多人参与的“编辑战役”的话，那么，编副刊和杂志，更多的就是“单兵作战”了。孙犁对此，曾有一段“夫子自道”：“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孙犁文集》续编三） “人在稿存”，这一句虽朴实无华，却内含坚韧。战争年代，随时可能遭遇生死险境，孙犁作为一个编辑，把作者来稿视同生命，“人在稿存”，既是一种信念，更是一句誓言——真该让所有从事编辑事业者，铭之座右！ 对编辑《平原》杂志，孙犁也做过详细回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 1962年8月，孙犁为朋友抄录第三期《编后记》，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回忆这段难忘的编辑生涯。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专门描述了他的编辑部的情况——“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当年也是名贤会聚，集一时之盛也。 读文至此，不禁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