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5岁。往离家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大三线工厂去当工人。半夜想家想得睡不着，心头莫名地揪痛，又不敢哭出声来，只好在黑暗中咬住被子啜泣。没有办法，那是少年时代对妈妈的依恋。后来有一件事情救了我，那就是每星期写一封家书，然后从妈妈那里也得到一封家书，家书抵万金呵。有时候是沉甸甸的，有时候也只是讲一些简简单单的家事。我母亲也是一个文艺青年，读了不少19世纪的文学作品，我可以跟她在书信里面讨论海涅的《新诗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以及泰戈尔的散文。每个星期有这样一封信，就像大旱时逢雨露，荒漠里遇甘泉，点点滴滴，润泽着年轻感伤而焦渴的心。然而十分诡异的是，八年工厂，几箱家书，越是刻意珍藏，越是命定要丢失。世间好物不坚牢！几次搬家，就奇怪地失踪了。我在图书馆，有时会为学校购入一些日记书信等老旧文献，外面有人专门收藏这些老东西。于是幻想着有一天，会不会也与我遗失的几大箱家书，不期而遇！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到外面去读书，硕士、博士，更行更远，那时候作为周末的标志，不是看电影，而是可以到中文系的办公室去取回一封家书。这样一来，这一周就算真的过好了，比吃什么美食都补人。家书带来的是家乡与亲人的气息，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遥感。如果这一周没有收到家书，日子就过得惶惶惑惑了。拆开信封的那一刹那，见字如面的感觉，就像通了电一样，身心都化开了。 后来爸爸退休了，也加入了家书的写作。爸爸的形象在家书中变得柔软，贴着父子之情说话，不苦口而仍具婆心，当然也有说教。特别像曹操《诫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的语气。家书不能只有母爱，也应该有父亲的说教，甚至有些话，是过来人讲的经验，书上看不到的。长江边上的小城，快放假的时候，每一声汽笛，都像是家书字里行间的叹息、励志或召唤。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去香港访学，十岁的小女儿也给我写信，“爸爸，我在上海很好，不过只有周日下午能休息，其他天，我不是上课，就是被妈妈骂起做好多好多的作业……”；“你不在家，发生了许多事，多得就像沙滩上的贝壳……”稚嫩端正纤细的笔迹，想见她戴着近视加散光校正的小眼镜，俯身写着写着，眼睛又离纸那么近了。当然不能不提到，四川的启蒙老师，上海的元化先生，北京等地未见面的朋友，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手书，——某年孔网上曾经有我与某名教授的通信拍卖，拙书因他而增光价。——最珍贵的是我那挚友兄弟，跟我一起读过硕士，后来各分两地，我们就一封封地通信，谈学问与思想、生活中的感悟，思接千载，把“家书”带入了一个又幽深又高远的美妙风景。 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家书这件事情就这么消亡了，失落在忘川之中，再也没有写信的习惯，全都是电子邮件。老父老母用不来电子邮件而被边缘化，而键盘起落，朋友之间，也几乎没有了手书里面的感情交流，也无暇叙事议论，公事公办地交代事情，大家时间都宝贵。就像时代一下子从自行车发展到了高铁，慢不下来，书信悠然的节奏，也成了废品站生锈丢弃的破自行车。至于微信时代，那更是快速反应：你如果上午收到信息，下午才回复，人家都觉得你是怪物。 有一天我终于想起来要写一封家书了，可是远方的儿子却再也不回复我的信，我由怒而生怨，又释然，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没有家书的生活，一种从来不让时间慢下来的生活，家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遥远的古代了，我们忽然变成了书写文化时代的孤独的遗老。而儿子从微信上传来的信息，就像遥远的太空当中很微弱的信号，一闪一闪、若有若无地浮动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家书的当代意义，是重建一种手写的文化，敬正的书写，留下一些真正的情感、严肃的思考，而不是即时反应式的浅碟子思维。 家书的第二个意义是它的非虚构。五四新文化的时候，小说与诗歌前所未有地抬高了地位，我们先辈们认为真文学最根本的是要虚构，要创造，要想象力。这样舶来的文学观与理论，轻易遗弃了几千年中国文学非虚构的主流，讲求形象化、典型化、浪漫主义、幻想、虚构、虚拟、假定性……元化师给我说过一件事，某年他跟作家团出国，与一名作家发生争执。元化师说文学是“说真话”，那作家偏说文学是“说假话”，这番争论，除了概念的不聚焦不论，这背后当然有新旧文学深刻的区别。韦勒克、沃伦说：“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不反对虚构，这样的文学可以拿大奖，可以当大作家，但是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较为遥远。我们还是怀念一张纸一支笔的家书时代，我们的中国古代作家有那么深厚的家书传统，但是都被我们遗忘于忘川之中。 家书的第三种意义，是日常人生可以普遍使用的文学。可以细腻地记叙心情与人事，生活中琐碎真切点点滴滴的感受，所谓百姓用而不知。然而极高明而道中庸，天理不外人情，当中可以内化古已有之的圣贤消息，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从“柴水之劳”与“时鸟变声”，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如何是“羲皇上人”的感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看起来是小，但是实际上不可小看，很多家书都能见其大。 我们现在发现小孩子怕写作文，他们觉得作文没东西可写，课堂上教的比较假，不是他们的生活。所谓好的作文，喜欢用一些好辞好句，长于浮华的表现。书上得来终觉浅，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而是缺少一种人生实在的在场感。像黄山谷写给他外甥的家书，居然讲苏东坡的坏话，叫他不要跟他学坏了。——这样的书写，表达很本真。而如果一个孩子平时有家书的训练，作文摇笔就来，他的作文一定不缺少饱满真切的生活实感，一定会是优秀的作文高手。 当代家书的意义，还可以语文扶贫，帮那些困难群体写信，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没有办法写作的残疾人和老人。年轻的大学生能不能去帮他们代写家书，寄给远方的孩子和亲人？我的一个朋友，台湾的一个名教授，他说他之所以走向文字工作的这条路，就是因为在七八岁的时候，搬一个小板凳，在村子的大槐树下面坐着，听那老奶奶老爷爷们，一个一个地口述，代他们写信、疏愁、问候……每当想起这幅画面，我就会怀念那个村庄，那是一个多么古朴真淳、有人情味的村庄。 我们再往大处说，家书可以复苏一个重视家庭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就是从家开始的，仁心感通，从亲亲之爱推扩出去，到整个社会的关爱，将冷漠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变成有情有义的社会。林毓生虽然严格区分家庭与社会，但依然承认：“在家庭伦理架构中发展出来的亲情，是人生中最可珍惜的情感之一。”“絜矩之道，是指家庭成员要站在其他成员的立场为别人着想。家庭是人生中情感发展的自然场所，纯正的亲情呈现了人生中最高贵的境界之一。”融入了现代人权观念的家庭，“构成子女身心正常成长的环境，同时是儒家所揭示的以人生最可珍贵的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因此能够进一步合理地落实而获得新的认同。这是中国家庭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 最近一本新书，法国两个哲学家更进一步，几乎完全印证儒家的道理，他们认为“人道主义的思想源头就是那句古老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道主义拒绝冷漠，这份爱渗透在私人生活里，也显然影响着我们的集体生活。”这本书既继承又批判了尼采、海德格尔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提出以“爱的哲学”“爱的政治”为宗旨的第二次现代人文主义，在家庭感情与公共领域间搭起桥梁，从家庭对亲人的爱，对孩子的爱开始，然后让整个社会富有爱心。“我们留给孩子的世界与我们留给全人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已经无法区分。”（费希、卡布里耶《最美的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走向一个现代性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袪魅的社会，家书这样的价值可以让它重新返魅，可以让空心化的社会具有心肝，这就是儒家所谓仁性感通的社会。 往深处想、大处想，家书可以做的事情还真不少。大家一起努力。

我上大学时，一度为自己的成绩过于平庸而烦恼。 那时，我的同学小花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是班干部，又积极参加校园活动，所以每次评比奖学金时，她总能拿出一沓厚厚的申请材料，最后光荣地成为奖学金获得者。 我虽然也努力学习，但成绩总不能拔尖；我尽全力参加各种校园活动，但获得的荣誉却屈指可数；我也参加班干部竞选，可惜最后落选。所以每次看到小花拿到各种荣誉，我只有羡慕的份。 尽管我的表现并不突出，可也不愿自暴自弃，于是我把精力转向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我报了几个兴趣班，学习舞蹈、乐器、绘画；又报了考研辅导班，为考研作准备。其间交到几个和我有共同语言的朋友，我们周末一起去学校附近穷游，探索校园里不曾见到的美景，品尝到许多价格低廉而味道鲜美的特色食物，增长了见识和阅历，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收获了难忘又可贵的校园时光。 如今多年过去了，有次和小花聊天，我说无比怀念大学时的青葱岁月。可小花却说，她一点也不怀念。问其原因，才知她当年为了评比奖学金计算学分，和很多人竞争，有些朋友闹得不欢而散。我才意识到，虽然我失去了许多获得名誉的机会，但收获了无价的友谊和美好的回忆。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单位把我安排到了新闻部门，而我学的专业是翻译。看着翻译部门的同事每天干得热火朝天，我常常为自己的机会被剥夺而苦恼。 我决定先把当前的工作做好，再慢慢和领导商量转岗的事，我开始每天认认真真地写新闻稿件。渐渐地，我写新闻稿越来越上手，也学到一些新闻行业的实践知识。有一次，我把单位举办的大型活动写成文章拿去投稿，发在了学习强国省级平台上。原本单位一直为新闻宣传经费不足而头疼，没想到我不花一分钱做了一次宣传，领导们对我刮目相看。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个翻译公司的朋友无意中读到了我写的文章，主动问我周末是否空，有一单翻译工作要不要接单。我愉快地接受了。 看来，有时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机遇，但不必气馁，只要好好把握当前，我们期待的也许正在路上。因为有时，你以为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

“献身革命哪愁难，百炼千锤只等闲。双鬓而今飘白雪，寸心到死似丹丸……” 翻开承载着历史的木箱，一本本黄旧磨损的日记本上，承载着一段段难忘的革命故事。 撰写这些日记的人名叫林汝楠。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原中共闽中地委副书记、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副政委。 一 林汝楠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珠江村三座厝的一个普通家庭。三座厝是革命时期珠江联络站旧址，也是莆田沿海早期的革命据点之一。林汝楠继承淳朴正直的家风，从小聪慧好学，追求真理。 1929年，中共莆田县委委员吴承斌来到当地点燃革命之火，15岁的林汝楠就在革命环境里熏陶着。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十人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主义信念在他心中逐渐扎下了根。 1939年，林汝楠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厦大总支宣传委员，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43年，林汝楠以优异成绩从厦大毕业，根据党的指示，返回家乡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他受聘于莆田中山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因身份暴露，林汝楠参加了中共闽中游击队，直接投身于血与火的战斗。一路踏着荆棘前进，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至领导闽中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足迹遍布闽中的山山水水。 “一个革命者就得百炼成钢！”林汝楠多年来一直有记日记和画速写的习惯。在一篇普通日记里，这名“战士”记载了一段翔实严酷的战斗场景，并用这句质朴的话语收尾，表明了磐石般的革命意志。 在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林汝楠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啃草根，风餐露宿，穿着破旧单衣借火御寒，在烽火连天中艰苦斗争，多次战地负伤。 二 1946年6月，林汝楠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同年 11月，他奉命回莆田开展工作，在北高沿海地区恢复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据点，培养了一批新的革命力量。他带领工作队，与贫苦渔民交朋友，建立了可靠的鱼水关系。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与队员们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斗争，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群众武装，后统一组建为莆田人民游击队，于1947年4月并入闽中游击纵队。同时，为改变部队装备差、粮食短缺的状况，林汝楠带领几名同志想方设法筹集经费、粮食、药品等重要物资，为当地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三座厝是革命活动中心据点，又是林汝楠的居住地，将其列为“清剿”重点。至今，在三座厝的第一道厅门上，仍留有醒目的弹孔痕迹。 “北高、珠江、西亭、溪安、常太等基点村，轮番遭到‘搜剿’，基点村群众付出了重大牺牲，我们与人民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日记本里记录的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林汝楠等人按省委命令，率领游击纵队转战戴云山，不幸被重兵围困而失利，多位指战员壮烈牺牲。 峥嵘岁月，几番陵谷。透过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本，可以清晰地看到闽中游击纵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更能感受到林汝楠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担当。 1948年6月，林汝楠任中共闽中地委副书记，因地委书记黄国璋离职就医，遂实际主持闽中地委工作。1949年2月，主持组建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任副政委。其间，领导闽中地委和闽中支队扩党练干，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接应和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闽中地区。 三 新中国成立后，林汝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大公无私、两袖清风。他不让子女用公家的一个信封或一页公文纸，兢兢业业地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 他生活朴素，三餐粗茶淡饭，冬夏各两套粗布衣，仅有一套呢子中山装，外出开会时才穿上。他要求孩子们从小独立生活和分担家庭琐事。根据林汝楠的女儿回忆，林汝楠每月工资200多元，固定邮寄40至80元给有困难的革命群众和烈士遗孤，并且承担起其三叔遗孤的部分生活费。 在日记中，林汝楠这样写道：“我多次受伤，都在群众家养伤，他们千方百计为我求医买药，将自己舍不得吃的一点点大米、番茄、茄干都留给我吃，他们却吃野菜地瓜渣。有一次我的伤口化脓了，南日岛老妈妈叶老沙把剩下一块破棉撕下给我洗伤口。” 1956年，仙游石湖底老区群众阿梯父子来福建省教育厅看望林汝楠。事后，林汝楠思绪难平，对其子女说：“戴云山失败后，我们路经石湖底，要是没有他们父子的帮助，我们即会全军覆没。”一枝一叶总关情，林汝楠永远忘不了老区群众，永远与他们保持着鱼水之情。 润物细无声，林汝楠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人的一面镜子、校正人生的坐标。在他的影响下，全家男女老少共14人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涯：他的二弟担任莆田县工委书记，三弟参加了闽中游击纵队……还有很多群众也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演绎着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林汝楠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产，只有两箱日记。”这两箱日记看似简单，却是他留给人们最动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事物都是转瞬即逝，但精神的力量能永远鼓舞一代代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忠诚和智慧建设美好家园。

盛利者 摄

忆往昔栉风沐雨峥嵘岁月，看今朝百年辉煌风华正茂。回首过去，旧中国被外国列强侵占掠夺，炮火声久久回荡。立足当下，新中国巨龙腾飞，展现强国力量，以大国之泱泱，添天下之风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百年回首，自请长缨。中华民族走过了沧桑的百年，这是砥砺前行的百年，这是披荆斩棘的百年，这是蓬勃发展的百年，中华民族以他不屈的脊梁向世界展示了新的风貌，傲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苏格拉底曾说：“我与世界相遇，我自与世界相蚀，我自不辱使命，是我与众生相聚”。中华民族从来不缺挺身而出的民族英雄，他们不一定在战场上战斗，也可能在稻田、医院、山间、实验室……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们或许放弃了荣誉和身份，却从未放弃信念、初心和忠诚。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的黄旭华，在一穷二白的年代，成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非著名科学家”于敏，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她执着于千百次试验，萃取出古老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喜看稻菽千层浪，最是风流袁隆平，那个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已至耄耋仍躬耕于田间，播种智慧，收获希望……他们都没有辜负国家与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用他们的坚守和信念描绘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辛丑末，三秦疫。在这个不一样的冬天，疫情又一次爆发，使陕西进入了“紧急状态”，大西安按下暂停键：机动车限行、小区管控、全民核酸，越来越多的医护和党员冲上一线，在疫情和群众之间筑起了铜墙铁壁。各地的医护人员和物资陆陆续续的驰援，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决心。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抗疫情，这是祖国给予我们的使命，每个人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我们相信星星之火，终可燎原。中国面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更体现出了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与国偕行，强国有我。鲁迅曾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每个中国人都应用于担当使命，争做点亮黑夜，点亮未来的那束光。我们有“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向上与坚韧；我们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与豪气；我们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与担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在青春的舞台上挥洒汗水，在奋斗的路途中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不忘历史，牢记使命，坚持不懈，踏浪前行。 我们或许没有哺育众生的能力，也没有承载万物的力量，但我们愿意化作白云，去点缀天空的美好；愿意化作雨露，去滋润大地的宽阔，我们共同的，也是最伟大的使命便是中国。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激荡年华，奋斗者胜，我们，定不辱使命，踏浪前行。时代的大潮已然向前，我们应继中华之薪火，与祖国同奋斗，共前进，坚信强国有我，不辱使命，不负盛世，不负韶华！ （张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