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的一座客家廊桥，廊桥柱子上一道离地约1.5米高的刻线清晰可见。这座桥被当地百姓称为“红军桥”，是当年红军在中复村的征兵处。 “人比枪高当红军”。廊桥柱子上的这道刻线，是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大约一米五。 “当年红军使用的是一米五长的汉阳造步枪，要背着步枪跑，所以身高超过一米五的年轻人才能扛枪参军。最早的时候，这条线是用笔临时画一下。很多人年纪小、身高不够，又都想参加红军，就想方设法偷偷将线改低一些，后来领导知道了，才改用刀刻。之后年轻人就想法子昂头、踮脚、撑高，争先当红军。”红色讲解员钟鸣回忆，“8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我的祖辈同周边的年轻人一同报名参军。单中复村，就有近600人参军。” 当年，为了够到这条线，有人往草鞋里塞纸，有人踮起脚尖，更有人半夜起来，偷偷给它改低，“骗”进红军的队伍…… 凝望刻线，当年一幕幕“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当红军”的感人场景恍若又在眼前。 塘背乡贫农团有一个叫罗云然的老人，有六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先后牺牲在反“围剿”战场上。当得知松毛岭战斗形势严峻，他义无反顾将剩下的三个儿子送到征兵处报名参军。大家劝他：“你就留个最小的儿子在身边吧！”罗云然老人却坚定地说：“若不是红军来了，孩子们早就饿死了。我和三个孩子商量好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 最终，罗云然老人的六个亲生儿子全部为革命壮烈牺牲。“六子当兵”的故事，正是当年苏区扩红的典范。 中复村的钟根基，和同村的17位热血青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他们知道此行生死未卜，出发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他们的父母尽孝。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最后仅剩下钟根基一人活着。 1954年，钟根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已是正团级军官。为了20年前那个承诺，他拒绝了组织上的工作安排，想尽办法，坚持转业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红军桥”上的刻线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等高线。 长征路上，每一里路都有我们牺牲的红军。明知危险重重，为什么还跟着走呢？钟鸣说，他也问过很多老红军、老战士。他们都用十分朴实的话回答：共产党、红军来了，我们有了活路、有了活的希望。我们跟着共产党有出路！ “跟着党找出路。”当年，一代人从这里义无反顾地追随党，踏上信仰的远征。如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永远跟党走。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还是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 这是父亲教我的一首歌，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是一名山村教师，上过私塾，却没有种过地。村里的穷孩子上不起学，于是，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搭了个凉棚，办了教学班，教孩子们识字。黑板是用柳木板刷漆制成的，晴天在院里讲学，下雨在屋里授课。家长愿送孩子来学习的，不用交学费，送点粮食或蔬菜作为报酬。 为了与县里教学同步，父亲每月要步行几十里，早上捎着干粮去，晚上带着教材回，年复一年…… 我们家兄妹五个，靠外援生活照样拮据，父亲就让母亲领我们开荒种地，有空他也到地里帮忙，教育我们勤能补拙，俭可以持家。在父母的谆谆教诲下，我们兄妹的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穿得不能再穿了也不舍得扔，母亲把它们糊在一起，做成鞋底或鞋垫，完全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记得十岁那年，年景比较好，众乡邻给父亲送的粮食比较多，为了答谢乡亲们的情意，父亲邀请孩子家长聚餐，破天荒办了桌酒席。谁知饭菜没吃完，让乡亲们带回去，他们都不好意思拿。我家剩下的吃不完，我偷偷把残渣倒掉了。为此，父亲大为恼火：“不吃也不能倒呀！给鸡猪狗猫也比你浪费强。” 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打得我叫爹喊娘，并罚我抄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二十遍。 如今，生活比蜜还甜，但当年的家训让我永难忘怀，受苦受穷的日子历历在目。今天，我也成了父亲，时时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和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吃了一顿饱饭就忘了千年饥，幸福生活是靠勤劳的双手换来的，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家宝……

作为植物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最好的隐喻，它直指人生的美丽向往。人活着，总有趋于幸福美满的向往，这种向往恰似植于心中的莲花，让人生目标明晰澄澈，让价值取向清纯洁净。 水中莲花若隐若现，绽开美丽高洁的笑颜。更多的时候，那一池静如明镜的碧水与天空相望，高远的苍穹永无尽头。就算伸不出抚摸天空的双手，就算终有一天要回归深海或者没入尘沙，也要胸怀莲花，胸怀千年万载的旷达和恢弘。在遥远的山巅，抛下一切虚妄，这样的时候，倘若前尘往事如风雪过境，千鹤纷飞，心中的莲花便开到了极致。 对莲花的另一种理解是：心中有爱。生而为人，拥有博大的胸襟，将尊重、关爱、呵护、公平、感恩等美好品质置于心中，就一定能坦坦荡荡地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雨跌宕，将繁琐的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和谐安宁。 潜入灵魂的莲花，一如广袤幽蓝的星空，绽放着煜煜安宁的光芒。人生悟道，勘破了，放下了，方能自在。于人而言，恐怕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参透。红尘轮回，有人踏浪而来，有人乘风而去，俗世烟尘，是要以爱为铺垫的，有爱存在，人，才可能成为凡尘最美的莲花。 莲花的风光，缘于她的痴情和不同凡响；深埋的莲心的苦涩，教人回味，让人记起。莲花与水，也曾谈过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然后醉倒在尘世间的柔情里。人生如花，总会凋谢，总会飘散，但即使凋零飘散，也要像莲花一样别致，以智者的境界，伴清波，留清纯。 胸怀莲花，胸怀美丽圣洁，人生便会散发莲花般的韵致。远山之巅，亘古苍穹，云天之上的形影相依，会淡化所有的寂寞，构架着久远的美丽传奇。 将莲花植于心中，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一如向日葵——这朵面对太阳的莲花，总是紧紧咬着太阳一分一寸、坚持不懈地挪移自己的花盘。可以说，态度决定高度，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做不到，而是缺少思考，缺少透析，缺少付之行动的主观成因。

记忆中，每逢布谷鸟在乡村的树枝头婉转地歌唱，空气中弥散着麦香之时，故乡人便步履匆匆为整饬麦场而忙碌起来。 麦场是乡村人集结成熟汇聚丰收的精神广场。为了打造好麦场，先要对场地加以平整，等不来天下雨，头天下午，男男女女便挑着水桶担水，一瓢一瓢均匀地泼洒场地。场地湿了水，再经过一夜的潮露，泥土便愈加湿润，人们在上边撒上一层麦糠，待到不粘脚了，便套起石碌碡开始碾麦场。 碾场人吆喝着赶着牛，石碌碡在湿润的麦场上一遍一遍地碾，把偌大的麦场碾得平坦如镜。 麦场碾好后，田野上的麦子便在人们的忙碌中，一车车一担担陆续上场 □ 王星超 了，麦收大忙便在田园和麦场之间奏出丰收的乐章。 麦场上麦垛高耸，人们接好脱粒机电源，男男女女挥杈舞扫把，便融入脱粒机的生产大合唱。 麦子脱粒后，人们收拾麦秸，守在麦场趁风扬场。在阵阵清风中，男的挥锨扬场，饱满的麦子落地，轻浮的麦糠飘远，女的挥动扫帚在掠着碎麦秸，男女配合默契，扬好的麦子堆积在那儿，犹似一条条硕大金黄的鲤鱼，安详地俯卧在麦场上，预示着农家年年有鱼（余），煞是喜人。 许多年过去了，在农业现代化的当今，麦场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然而，每当麦收季节到来，故乡麦场的一幕幕情景便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

巴岩摄于《中国美术馆藏陕西作品精选展》

小满一过，麦子便开始染黄。漫山遍野的麦子从山洼到川原，似乎一夜间便穿上了金色的外衣。漫步在乡间原野，微风轻拂，金色的麦浪翻滚，麦香弥散。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是小满过后的第二天，麦梢已开始发黄，夏收将至。我心想该回家看看父母了，正琢磨着该给父母买什么礼物时，母亲摔伤住院的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我火急火燎地坐车从城里往回赶。母亲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身上连接着各种导管和心电监护的设备。我们姊妹五个在医院守护了五天五夜，大夫用尽各种救治方法，但终因外伤颅内出血过多，77 岁的母亲还是丢下我们走了。她走得那么匆忙，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就连日夜陪伴在她身边的父亲都没有留下一句话。 父母随二哥平日生活在乡下。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麦子便黄熟了，二哥将麦子割完晾晒入仓后，便把父亲接到城里，和二嫂一起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81岁高龄了，我们本想着让他在城里享享清福，安度余生。谁料想半年后，父亲也因突发疾病离我们而去。和母亲一样，父亲走得匆忙，我闻讯赶回家时父亲已闭上了眼睛。 想到二老的离世，我常常凄然泪下。父母辛劳一生，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含辛茹苦将我们姊妹五个抚养成人，供我们读书。我排行老五，最受父母宠爱，常常可以吃到饼干、罐头之类的美食，这是令哥哥姐姐羡慕的事情。我读书也很用功，常常一个人躲在牛棚里刻苦攻读，最终考上中专成为村上跳出农门的人。按说我在城里安了家，理应好好孝敬父母让他们过个舒心的晚年，可父母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常常到城里小住几日后便又回到乡下，用父亲的话说他的根在乡下，那里才是他的家。我只好抽空或利用休假时间回乡下看望父母，那怕是陪他们包顿饺子、唠唠嗑我都很知足。 小时候由于家贫盖不起房子，父母日夜辛劳，硬生生在后院挖了两孔窑洞供我们栖身。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泪湿衣襟。父母疼爱我一生，给过我无数个深情的拥抱，可我却吝啬至极，在父母晚年连一个拥抱都未曾给过他们。就连在弥留之际，我也未曾能见上父母最后一面，再叫一声爸妈。 回到老院，再没有了往日的生机，留下的是冰冷的房屋家什，还有父亲挖掘过但已坍塌的窑洞。院子里丛生的杂草疯长着，有的长到半人高了。我感觉，我的家散了。 麦子黄了，我想家了。

为扩大新闻摄影在抗战中的宣传力度，1941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布成立《晋察冀画报》筹备组，由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科长沙飞全面负责。 第二年1月，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召集专门会议，商量、研究画报的编辑方针和出版任务，明确指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真实地报道出来，鼓舞人民勇敢地斗争，同时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画报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 沙飞随后同战友们积极筹备，整理照片，编写稿件。当时，沙飞已患有肺结核，但他坚持外出采访，由于连续昼夜工作，以致不时咯血。他在给军区宣传部长潘自力的信中表示，只要能够完成出版画报的任务，即便自己病倒，也绝不停止工作。抗战史上著名的新闻报道《滚滚的滹沱河》，便是沙飞在病床上完成的。根据地物资短缺，聂荣臻调来了原拟印制钞票的设备；画报需要制版的专业人员，原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的制版师傅康健，很快被调到摄影科；沙飞自己则和同事们反复研制、不断改进印刷技术。 1942年3月20日，《时事专刊》作为《晋察冀画报》的雏形，由军区政治部编印出版。5月1日，经过艰辛筹划，《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成立，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4个部门，工作人员达100多人，沙飞被任命为画报社主任。7月1日，第一本《晋察冀画报》装订问世，为党的21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7月7日，正值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正式发行。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为五色套印，16开本，计94页，共刊登照片11组162幅（根据聂荣臻的要求，照片说明统一使用中英两种文字），由沙飞、罗光达、石少华、吕正操、赵烈等人拍摄，其中沙飞的作品达82幅。封面是沙飞拍摄的反映八路军杨成武支队挺进长城的《塞上风云》，封底是沙飞拍摄的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向冀西进军的《沙原铁骑》，均彩色套版。画报还刊发了军区首长聂荣臻的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抗战5年来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战斗和建设成就，既有八路军初创根据地时的各种战况，如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著名战役，以及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插箭岭、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也有边区子弟兵的战斗生活、群众支前、青年参军等报道；更有揭露日寇暴行、敌伪投诚、八路军优待俘虏和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此外，还有外宾来访、白求恩大夫在边区的战斗生活及其逝世后边区军民的沉痛悼念、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图片，以及邓拓（署名萧斯）的长篇文章《晋察冀的舵师聂荣臻》。 创刊号共装订1000册，通过各种渠道，越过日伪封锁线，发送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和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甚至日寇占据的北平、天津等城市，以及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在敌、友、我三方都广受瞩目，国内外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誉之为“文化的鲜花”、“了不起的创举”。 （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