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打工日志》拍摄到第四期，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期的体验竟然会卡在第一关——考试。包括我在内的身边所有人都给本次行业体验做了一个预设：送外卖，就是跑跑腿、骑骑电动车、点个送达，有什么困难的？    然后这个预设就在我经历了三次考试失败之后彻底破碎。入职的三大“关卡”    虽然现在外卖行业发展到了满大街随处可见外卖骑手的程度，但是真的要找到一个熟悉的外卖站点，还是不太容易的事。主创之一的马琦在大街上拦住了几个外卖骑手询问后，终于得知，距离报社2.1km以外的北院门站点，是最近的一个美团大站点。    于是他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摸”到了北院门站点，向站长芮江华说明了我们的单位信息和拍摄的请求。在芮站长同意之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拍摄准备。    美团外卖骑手分为专职和众包两种，专职骑手的入职和管理更加规范。本着“体验一下”的初衷，我和其他两位搭档说好，当个众包骑手就好。    结果芮站长建议“要体验就体验专职骑手，更正式。”我们随后也就改变了主意。    在站点注册接单之前，首先要接受培训和考试，其次要办理健康证，最后签合同、后台绑定工资卡。我信心满满地看完了十几个培训视频后，在第一轮考试就败下阵来。其他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只记住一个“送达比顾客预订时间±8分钟，能点送达吗？”我心想“提前了不好吗？给顾客个‘惊喜’呀？”然后就出现了红色的感叹号提示回答错误。    就这么折腾了一下午，在我以为“难道这次行业体验就要结束在入职考试这一关吗？”终于完成了第四次考试，“惊险”地通过了入职第一步。    第二关，办理健康证。听说指定体检医院的人很多，为了避开人潮，我次日早上7点就进了社区医院，做了心肺ct、常规检查、抽血等餐饮配送行业体检的必做项目，还被抽血的大夫问“现在是不是送外卖的女孩还挺多的？”我懵懵地点了点头，好像从这里开始，我才开始把自己当成一名外卖员。    第三关，学骑电摩。自行车都骑不熟的我，在两位搭档和站长的手把手教学下，从可以歪歪扭扭地骑小电动车，到可以熟练地骑装有大外卖箱的电摩，也就只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芮站长一直叮嘱我说：“你可要小心点，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把头盔戴好。”在送单过程中逐渐进入角色    要不是因为这次的经历，我绝对想不到骑手们每日上工前还要穿着工服戴着头盔自拍“微笑打卡”，据说这是为了检测骑手是否为本人接单。    随后，我就接到了人生第一单。（在这里说明一下，站长看在我是新手的份上，给我调成了一次性只接一单，比起其他更有经验一次性接好几单沿途配送的“前辈”，这个设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必要了。）    载着平日里最爱喝的奶茶行驶在西华门十字的时候，我一边觉得新奇，一边感叹“真的好自由”，不用坐办公室，感觉太惬意了。    但这份新奇很快被打破，接下来有一单我找不到具体的地址，打电话问顾客：“您好，我是外卖骑手，您确定是在7楼吗？”对方直接反问我：“我不在7楼你在7楼？我不在7楼在哪？”    我惊讶于有人说话这么“冲”，随后也只能回答到：“好的，您稍等，我随后就到。”    随后两天送单的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这段对话。    好像是因为换上了这身衣服，所以变成了服务行业中每天接触顾客最多的从业者，所以在顾客可以用比较不好的态度对待我时，为了不被投诉，只能选择回答“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您请稍等”。搭档跟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谁都能把外卖骑手‘凶’一下？”我心想，大概是吧。    37度的午后烈日炎炎，我摘掉头盔选择下线半个小时歇歇脚，和两位搭档在饮品店门口大口大口吸着饮料，引来了很多“同事”的侧目，大概在好奇：“这人为什么还自己喝上了”。结果还没歇到半个小时，我就觉得身上接收到的目光实在是太密集，坐不下去继续接单了。    这是我此次体验发现的另外一件事：穿上这身衣服坐在消费区，看着来来往往忙碌奔走接单的“同事”，好像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在大街小巷里“连接”梦想    两天配送下来，跑了十单，赚了五毛钱。我好奇地打开了站点的骑手排行榜，不出意外我排在最后段位。芮站长说站点里的业绩第一每天可以跑50多单，从早上跑到深夜，有很多骑手都是外地人，来自周边的省市。    送单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一边吃着当天的第一顿饭，一边聊天。他们大多很年轻，20岁出头，有的是从小随父母一起来西安的，有的是专科的学生出来兼职，有的是单纯地觉得这份工作“高薪”。面对不熟的人，他们不太擅长表达，甚至还有点腼腆。不管怎么说，都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感知到，大家各自胸怀大大小小的理想，也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份理想搏一搏。    说到这，我才慢慢感知到：哦，原来外卖骑手不是我之前想象的城市“npc（指那些只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或提供服务而存在的人）”，他们是一个个鲜活又个性的劳动者，一头连接着商业经济，一头连接着民间烟火。装在外卖箱里的也不仅仅是外卖，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和努力。当他们骑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时，不光连接的是店家和顾客，还有他们自己的梦想。    傍晚快到了，办理完了离职手续、归还了工服、头盔、电摩的我，在回单位的路上依旧看到了很多来来往往的骑手，只不过心情是截然不同的。我看着身旁同样在等红灯的他们，心想：这几个“同事”奔赴的，又是什么呢？                         全媒体记者 张怡雯 马琦 常皓萱

    《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683.5万对，较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推迟了3.78岁。在婚恋问题上，年轻人为何表现得不积极了？    大学扩招和人口结构问题是影响青年不婚、晚婚的客观因素    随着大学扩招，我国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人数逐年攀高。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较10年前的34.5%提高了25.7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3年的10年间，我国博士在校学生数从29.83万人增至61.25万人，增长了105.3%；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49.57万人增至327.05万人，增长了118.7%。年轻人在校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步入婚姻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    另外，适婚人群规模的收缩、性别结构失衡也在客观层面上导致了当前我国结婚人数的不断下降，且数据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一趋势很可能仍将持续。    适婚年龄人群基数是结婚人数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23》，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达到峰值（23.33‰）后，整体开始呈现下行趋势，2022年已降落至6.77‰。虽然这一数值在2010-2020年代受全面放开二孩、三孩等政策影响有所波动，但对近些年进入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规模并不造成影响。《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30-34岁、25-29岁、20-24岁的人群规模依次缩小，分别为12414.52万人、9184.73万人、7494.17万人。20-34岁正是青年步入婚姻的主要年龄段。值得一提的是，与85后、90后相比，15-19岁人群规模进一步缩小，为7268.4万人。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相继进入婚育年龄，适婚年龄青年的规模是在持续缩小的。    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影响指标，是男女比例。依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查看各个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超过110的均集中在了0-29岁。进一步计算城市、镇、乡村中处于20-34岁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03.37、102.54、116.19。这表明，我国乡村适婚年龄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近些年，在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基于择偶梯度效应，女性择偶更希望找到比自己优秀的男性，加上高学历女性往往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发展，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性别结构失衡，不利于单身青年婚恋交友。不同代际青年群体呈现出被动单身和主动单身的不同特点    年轻人“恋爱难”“结婚难”，不仅受制于一些长存已久的社会顽疾，背后更有许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的影响。    网络时代，婚恋问题不再是两个人或两个家庭间的私密话题，一些负面声音在互联网上时常被放大。出轨、家暴等有关婚恋的负面新闻被频频曝光，占据评论区首位的也往往是对婚姻的负面评价，年轻人在这些流量的冲击下，不知不觉逐渐消减了对幸福婚姻的期望值和对异性的信任感，有一些青年甚至渐渐认同“一个人也挺好”。更有一些撕裂性的话题，让两性对立也进一步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指出，网络舆论氛围对青年婚恋观影响很大。由于有关婚恋的负面内容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吸引大量人群的关注，一些“流量为王”的营销账号长期专注于此类内容的制作和传播，加上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沉默的潜水者，活跃发言的通常是极少数，对此，未婚、缺乏婚恋经验的年轻人需要自觉、理智地看待互联网上这类“小众”的声音，“不畏浮云遮望眼”，勇敢、积极地追求大多数人享有的幸福人生。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而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房子、彩礼、教育支出……高额的婚育成本深深地困扰着当代青年，也让他们站在婚姻这道门外望而却步。    受传统观念影响，如今，“结婚要拥有自己的住房”仍是许多年轻人的执念，买房几乎是当代青年从恋爱到结婚之路上必经的一道“关卡”。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面向青年群体展开的调查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感到住房压力大，且生活在一线城市青年和男性受访青年压力相对更高。    高价彩礼问题遗存多年。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在2020年发起的国人彩礼调查显示，全国彩礼礼金平均值为6.9万元，是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2万元）的两倍有余。这意味着，一些人要拿出一年可支配收入的两倍以上才能够得上平均的彩礼礼金水平。    教育成本的攀升也让年轻人感慨婚后“压力山大”。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展开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显示，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40%，其中农村为56.1%，城镇为36.2%；占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4.9%，其中农村为15.8%，城镇为14.1%。育儿、托管、接送、学业辅导等问题都让现在的年轻家长面临着财力、时间、精力等多重负担。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着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进程与心态。工作学习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社交圈固化等，都使许多年轻人处于被动单身的状态中。    但同时，单身青年群体中也存在着主动单身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个体性、独立性、自主性，婚恋观发生了改变。他们更注重恋爱质量、婚姻质量和自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愿在感情中将就。为青年“婚恋难”破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这是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以来，彩礼问题第5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整治高价彩礼已是当前全国多地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方向。居住层面，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出台更多青年租房购房优惠政策。推进教育改革，加强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加大教育津贴等教育保障性支出。逐个击破青年婚恋面临的现实难题，为爱“减负”。    身处网络时代，网络内容对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婚姻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对00后及以后出生的网络“原住民”来说更是如此。规范网络空间，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构建健康积极的网络氛围十分重要，能够促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正确婚恋观，引导青年树立恋爱信心，向往爱情。　　服务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生命线。共青团在开展婚恋服务、助力青年扩大社交圈和引领青年树立文明婚恋风尚等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全国多地各级团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为服务青年婚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项目，例如联合多方资源开展单身青年联谊会、邀请专家开设相关主题讲座、以社区为单位宣传健康婚恋新风。每年的五四青年节、传统七夕节等良辰吉日，全国各地不少团组织都在积极为本地青年举办具有纪念意义的集体婚礼，不仅有效推进了婚姻领域的移风易俗，还大大降低了青年婚礼的成本。    在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增长的社会，解决适婚青年特别是大龄适婚青年的社交、婚恋问题可谓是任重道远，这更需要我们全社会从广大青年的人生福祉出发，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在不断成就一代代青年的美满人生过程中，筑牢我们整个社会幸福生活的根基。    （杜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