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又到了年底。一进腊月,便闻到了年味。现在和人拉起过年的话题,一不留神就说起“从前”。正应了“人过四十爱扯淡,张口就是那二年”的俗语。这也难怪,人到老年,对过年的热情已悄然减退,甚至生出些畏惧来,感叹光阴真是过得太快。 儿时,最盼过年。过年穿新衣、吃饺子、贴对联、放鞭炮、荡秋千、耍社火……尽是美事热闹事,谁能不盼?家乡过年一进腊月就拉开了序幕。喝了腊八粥,村里的锣鼓队就开始操练,铿铿锵锵地制造着喜庆气氛。哩哩啦啦到了二十三,灶王爷升天过小年;二十四扫灰纤;二十五挂粉条;二十六做豆腐;二十七杀年猪;二十八宰公鸡;二十九发面蒸馍馍;大年三十除旧岁、贴春联;正月初一是春节;破五儿补穷窟窿;正月十五闹元宵,“年”才算过完。那时总觉得“年”来得太慢,走得太快。吃了元宵,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爹妈,几时又过年?每逢这时父母就相视苦笑。我不明白,过年爹妈也穿新衣、吃饺子、看社火,为啥却不大高兴?每到年底,父亲就叹气说:“年关又到了。”母亲也跟着叹气说:“又到年关了。” 稍长一点,我便明白了父母叹气的原因,置新衣、办年货、还旧债,样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而家里最缺的东西恰恰是钱,即使买一挂百字头鞭炮、半斤水果糖也要掂量掂量该不该买。他们视过年为关口,有时竟谈“年”色变。不仅父母如此,村里的乡亲们都是如此。细细想来,皆因贫穷所致。当然还没有穷困潦倒到杨白劳那步田地。 弱冠之年,依然最盼过年。每到腊月,嘴里也学着父母的口气说“年关到了”,心却喜滋滋的。那时回乡务农,一年四季都忙活,不得空闲,唯有过年生产队才放几天假。我不盼穿新衣、贴对联、放鞭炮,只图能美美吃顿饺子,好好歇歇,痛快玩玩。 时光流逝,而今我已过了耳顺之年,不再盼过年,却“年”每年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关。现在周围的人也叹年关,可都不是因为生活困窘,而是太忙,厌烦应酬太多。我不盼过年,并不是如父辈那样贫困潦倒怕过年。现在衣食无忧,平日里也吃得起肉菜、饺子,并不在乎过年能改善生活。看着娃们掰指头算日子盼过年的憨态,自己竟有了父母当年说的“过年是给娃娃们过的”心态,不禁感叹:“岁月不饶人呵!”我有时老怀疑,现在是不是地球越转越快了?不然的话,年过得怎么这样快! 过一年就要长一岁,童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满头华发,而事业无大成,不禁心中充满惆怅。这也许是我不再盼过年的根源所在。 卯兔辞岁,辰龙迎春。新的一年又如期而至,不管你盼还是不盼,过年其实是真的好。我身体欠佳,曾多次住过医院,其中一次是在医院过的年。春节那天医院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病人,只有几个小孩被爆竹炸伤来包扎治疗。值班大夫告诉我,每年春节他们最清闲。还有一件,过年最少闹家庭矛盾。去年过年邻居小两口闹意见,我过去说了一句:“大过年的吵啥嘴,让嘴歇着好吃肉喝酒。”一句话把小两口说乐了,警报解除了。 没病没灾、乐乐呵呵多好哇!就冲着这两样,我还是盼过年。
山珍海味有着与生俱来的霓裳光环,而黄豆制成的豆腐,披着一件布衣出场,以它亲民的价格、丰富的营养,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它柔软而坚韧,细腻而丰富。无论是做家常菜,还是逢年过节,豆腐都在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家庭里可以不吃肉,但如果没有了豆腐,那生活里就像缺少了重要一角。 豆腐需要与不同的调料或食材搭档,“得味”以后,才能充分获得想要的滋味。袁枚说,豆腐得味远胜燕窝,豆腐的重要性,就在于“得味”。 儿时,母亲喜欢煎老豆腐,每一片煎得两面黄,淋入一勺辣酱,配以切成菱形的蒜苗,撒一圈芡汁出锅,香滑软嫩,辣味充分激发了豆香,一盘煎豆腐就成了下饭神器。还有麻婆豆腐,里面配点肉末一炒,临出锅时撒点葱花,红油香,豆腐白,香辣爽口。这是一种简单的“得味”。 第一次见到最费时间的豆腐菜,是我八岁时,看到母亲做“豆腐圆子”。她割回来四斤好肉,手工剁成肉馅,放到一个盆子里,再放进一坨老豆腐,加上生姜末、盐、五香粉,用右手往一个方向打旋,大约要打一二百个旋,肉馅和豆腐得到充分融合,双双得味。这样的得味,就是高度融合,使二者获得了一个“新我”。但是,它不叫肉圆子,而是叫豆腐圆子,以突出豆腐的尊崇地位。豆腐圆子摆在纱布上,排兵列阵一般,看着既有气势,又添喜庆。然后,把油锅烧到七成热,放入豆腐圆子去炸,炸到金黄时捞出。这时的豆腐圆子,可以直接下酒,但不是最可口的吃法,还需要进行一道工序,才能完全得味。那就是上锅略蒸,再淋上黄花菜和木耳、鸡汤做成的三鲜“盖浇”,在三鲜菜汤的激发之下,豆腐圆子再次得味,入口以后,羽化成仙,香软醇厚,端起饭碗,筷子不离圆子,圆子不离筷子,对别的佳肴,都不想再多看一眼。 上述所写,主要是中原地区的豆腐做法,江浙地区的人家,喜以虾油、虾米、咸蛋黄去配它,主打一个精细鲜香,品相出色,想要豆腐得味,费时更长。 豆腐,它柔软而细腻,就像生活中的温情。豆腐,又有着足够的包容心,去接纳不同的搭档。只有这样,它才有了千变万化,获得了不同地区食客的喜爱。
巴岩 摄
《世间的盐》里写过冬天的枯荷:“冬天的荷塘像一场盛宴之后的曲终人散,杯盘狼藉;像两军对阵后的战场,断戈荒烟,战马无主,闲啃初春发出的草芽;像夜游人的晚归,举火烧天,越走越黯然了。雪落下来,断梗残叶,不依不饶,像铁像墨,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 荷塘已经有些萧索了,莲蓬早已收获,水面上巨大而青翠的荷叶已经显得破败。荷叶已经彻底干枯了,低低地垂着脑袋,似乎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它们对着清亮亮的水面,似乎在反思着什么。可是,你会突然发现,竟然有一两枚遗落的莲蓬,上面还有饱满的莲子。 谁说残荷不美呢?你看,那些残荷,用荷叶和茎秆竟然在水面上作画。想来,如果荷是个女子,此时她尽管风姿不在,却依然曼妙多情。它用自己的秆和叶,与水面形成了漂亮的倒影。于是,水上,水下都有了它动人的身影。荷蔓,尽管只留有细细的枝,却与水面下的影子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心形,三角形,四方形……恰若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简洁,明快,低调中暗含喜悦,喜悦中满含思索。只用点点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残荷线条。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荷塘一片静谧,水面上泛起如诗如梦的金黄色调,一如经典的怀旧片缓缓开场,伴着悠扬舒缓的曲调,慢慢地奏响。荷叶的枝蔓,一根根地低垂着,仿佛要把头扎入水中,仿佛心中藏着深爱的女子。此情此景,使我突然想起张爱玲的语句来:“遇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赏残荷宜雨。你站在荷塘边上,微微地闭上眼,可以听得到雨水打落在荷叶上的声音,或有或无,缥缥缈缈。雨滴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你的耳畔仿佛奏响了一首冬日的恋歌。那雨声轻柔,打在荷叶上也是轻柔的。雨滴在叶片上滚动,晶莹剔透,更有一丝美感。想来,古人是格外懂得美的。可以留得落叶听声,残荷听雨,自然中处处皆诗意,亦有一份禅意。无论人生在何种境况下,懂得欣赏美,才能让生命丰盈而快乐。 记得雪小禅也曾写过残荷,极有韵味。她说:“年轻时,只顾着一味地盛开。那饱满的大荷花呀,看着是纯洁是壮丽,可是,不会对她有敬畏,她太单纯得纯粹。那样的纯粹,有什么味道呢?老了,生出孤独的美感与凄清的味道。守着一杯清茶,一盏孤灯,几本闲书,几本书法孤帖……足够了。人生要的太多也是缺失,太过完美也了无趣味。” 蒋勋曾说:“凋谢中的这个谢字,和谢谢的谢字是同一个字。联想起来,也许生命完成之后其实是可以充满谢意的。谢谢是生命很根本的善意。花谢也好,荷枯也罢,皆是如此。花谢可随流水,荷枯可埋淤泥,那是下一世生命正在孕育的地方。” 其实,稍显残缺的人生,便像极了这冬天的枯荷,有些凋零,有些破败。可是,如果懂得“留得残荷听雨声”,生命便会豁达而深邃。残荷如梦,残荷也深沉。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年轻有年轻之美,老了,败了,也有凄清之美。拥有生命,就要感谢。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其丰富的韵味。如果你细细地品,就会品出十足厚重的味道……
儿时的豫北乡下,早早为人们增添年味的是:爆米花出锅的那一声脆响,以及那氤氲在空气中,飘散在指尖上,浸润在唇齿间的爆米花的香味。 一进腊月,人们彻底闲了下来,炸爆米花的也迎来了一年的高光时刻。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人们都从家里出来,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炸爆米花的人拉个架子车,在人多的地方停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开始卸车上的东西。其实也很简单,一个炉子,一个爆米花机,一个风箱,一个长布袋。 炸爆米花的多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而且是慢性子,在他慢悠悠地生火的时候,妇女们已经回家端玉米了。待炉子生好,煤炭吐出火苗的时候,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龙。 第一家照例是免费的,因为怕失手,虽然几乎没有失手过。人们用最大号的碗和茶缸盛了玉米,用簸箕端着,非常耐心地等待着。炸爆米花的随身带一个碗,把玉米倒进他的专用碗里。多半装不下,人们求他把剩下的都倒进爆米花机里,他总是不肯通融。也有装不满的,忙去借后面的,仿佛不把他的碗填满就吃了大亏似的。 在孩童眼里,爆米花机其实就是一个形状怪异的锅,两头窄,中间高高鼓起,它的一端有一个手柄,旁边挂着一个气压表。另一端有个盖子。把玉米倒进锅里后,再加进些糖精,炸爆米花的一手娴熟地拉动风箱,一手慢悠悠地转动着爆米花机的手柄,这大约相当于炒花生时不停地翻动吧。 锅里的玉米粒翻着跟斗,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我们的心也跟着紧张地“怦怦”跳动。他其实也挺急的,明知还不到时间,可还是不时看锅上的压力表。看到火苗小了,他就用小铁铲挖点炭放入炉中。那个黑黝黝的铁锅慢悠悠地转动着,火舌欢快跳跃着,人们期盼的时刻也越来越接近了。约莫一刻钟的工夫,他站起身,将长布袋检查一番,捋顺,再回来将爆米花机在炭火炉上反转两圈,正转两圈,才一手端了柄,一手用铁钳夹了爆米花机带盖子的一端,放到旁边地上的长布袋口上。 孩子们知道爆米花要出锅了,高兴地蹦着欢呼起来。胆小的女孩子跑出老远,捂着耳朵;胆大的孩子站在一旁,跃跃欲试。炸爆米花的眼疾手快,眨眼间就打开了盖子,随着“嘭”的一声巨响,爆米花机周围升腾起一股白色烟雾。长布袋胀鼓鼓地跳了起来,同时,一阵浓香便弥散在空气里。待白烟散去,师傅在长布袋中倒出爆米花,散发着香气的爆米花像朵朵小白花,洁白圆润,花蕊底部还有几片透明的蝉翼样的薄片,宛若花瓣,芳香扑鼻。有的爆米花不听话,跑到了袋子外面,孩童们飞快地捡起来,吹一吹,填到嘴里。 这是第一个炸爆米花的人,用簸箕端了,对排队的人说:“来,先尝尝。”人们往往都只捏一两个,边吃边说:“脆,甜,香,好吃!”“多抓些吧。”“不了,马上都轮到俺家了。” 在炸爆米花的声声脆响中,在家家户户飘散着的爆米花的香气中,年不知不觉来到了。
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化解中央苏区的经济困境,中央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热潮。这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苏区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苏区生产力的发展,传播了党的思想和主张,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还为抗战及新中国成立后劳动竞赛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各地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场所。党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劳动竞赛,科学有序地指导竞赛活动。 苏维埃政府在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两级政权之下设立了文化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竞赛委员会及各种临时委员会等机构,主要负责筹备竞赛的相关工作,确定竞赛时间、竞赛目标、竞赛条例及负责监督竞赛完成情况。1932年6月2日,《永新二区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各乡政府与列宁室的工作要实行革命竞赛的方法,由竞赛委员会规定竞赛条例和时间,并评判优劣点,以给奖品。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出巡视团或巡视员指导和检查竞赛的开展情况。1933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2号训令《春耕计划》中规定:“县、区巡视员要到乡村去参加群众大会,帮助他们规定计划,组织竞赛分配工作,亲身督促他们执行,不要如马上看花一样,开开会做做报告就回来。”1933年2月10日,胜利县组织巡视团分别从桥头、古龙岗出发,深入各乡村以革命竞赛动员群众加入雇农工会工作。各领域构建了自上而下的劳动竞赛机构,保障竞赛能够持之以恒地开展。构建有效的宣传方式 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劳动竞赛构建了以文字宣传、语言宣传及文艺宣传为一体的宣传方式,全方位营造浓厚的竞赛氛围。 文字宣传是劳动竞赛最常用的宣传方式,具有影响力强、准确性高、辐射面广的特点,具体内容包括发放传单、撰写标语及兴办报刊等。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固,中央苏区涌现出大量的报刊杂志,如《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红星报》等。它们争相报道了苏区的扩红运动、推销公债、春耕运动、查田运动、节省运动、慰劳红军、识字运动、读报运动及卫生运动等竞赛,将你追我赶的竞赛氛围渲染得愈加浓厚。 语言宣传相比其他宣传方式,更具感染力、号召力,直观易懂,更易引起群众共鸣,激发群众参加竞赛的热情。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喊出“努力春耕为增加二成生产而斗争,实行春耕竞赛消灭荒田!”的口号,内容简洁、主旨鲜明、振奋人心。 文艺宣传主要包括歌曲、美术及戏剧等呈现方式,因富于娱乐性和感染性,是劳动竞赛最具宣传效果的载体。如描述了苏区群众以竞赛的形式进行兴修水利、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的《竞赛歌》:“今年不比旧前年,残酷战争在眼前,保障秋收加两成,开展竞赛莫迟延。增加生产各争先,建设水利好明年,男女老少齐上阵,优胜题名红报边。工农力量大如天,坏坝崩坡筑得坚,蓄水池塘也整齐,无雨水足不靠天。”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制度,指导劳动竞赛科学合理开展。 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竞赛的制度,为根据地竞赛活动“保驾护航”。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规定竞赛是苏维埃的工作方式之一。1931年11月,《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将“组织革命竞赛,并进行定期的竞赛成绩检阅”作为各级苏维埃的7种工作方式之一。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提出:“必须更进一步来发扬与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劳动热忱。乡村中由农民自己所组织的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以及国家企业中的革命竞赛等,应该广泛地散布出去,以提高生产。”此后,竞赛得到了广泛开展,渗透到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卫生等各个领域,开展竞赛已成为苏区社会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另一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也对劳动竞赛的开展作出了一系列更加详细的制度安排。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提出,要举行卫生竞赛,订立口头的或文字的竞赛条约,家与家竞赛,小组与小组竞赛,村与村竞赛,乡与乡竞赛,区与区竞赛,以至发展到县与县竞赛,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亦可竞赛。纲要还详细规定了竞赛的领导机构、竞赛条约及竞赛对象等,促使各地卫生竞赛有序开展。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先后撰写《论国家工厂的管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等文章,指导工会大规模地开展生产竞赛。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严密有力的规章制度,促使竞赛活动制度化、科学化、常态化。表彰先进的劳动群众 奖励政策有利于调动群众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劳动竞赛奖励既有物质奖励,也有精神奖励,但主要是精神奖励。 奖励优胜者是调动群众参与劳动竞赛的有效方法。竞赛初期,中央苏区主要采取精神奖励,发给优胜者奖旗、奖状及奖章等物品。1931年11月,《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由上级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去检阅和评判竞赛的结果,并给竞赛胜利者以某种奖励。”随着竞赛的发展,有些地方开始奖励实物,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竞赛的积极性。1933年底,上杭、新泉、武平、代英四县区开展“冬耕积肥、植树种棉和兴修水利”的竞赛,竞赛完成后,“由省土地部再召集会议检阅,一等奖耕牛,二等奖农具,三等奖种子,如特别优胜另奖”。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也善用党报宣传劳动模范。《红色中华》专门开辟“红板”和“红匾”专栏,刊登模范的先进事迹,表彰劳动模范。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在“红板”专栏刊登了从白军蒋鼎文师俘虏来的蔡汶医生主动请求减少津贴,由60元减为25元,及傅连暲院长主动退还20多元公债,自愿捐助一批私人历年积购的药品等先进事迹。另外,党和苏维埃政府也重视表彰模范集体。受到表彰的瑞金武阳区、兴国长岗乡、上坑才溪乡等是典型的模范乡、模范区,是优秀的模范集体。1933年5月,中央政府召开“春耕模范”赠旗大会,武阳区和石水乡的代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了表彰旗帜。(摘编自2023年9月8日《学习时报》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