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的梅雨，下得江南像一根刚从水里捞起来的秧苗，水嫩鲜透。这两日放晴，趁着今夜有月，出去透透气儿。    清溪是不错的去处，一座座小桥从身边经过，桥上不时有光着膀子闲聊的村民，他们也不想放过这个溪清月朗的夜晚。拐上一条通往山村的路，一下子静了，左边山，右边溪，这会儿没有人走，没有车扰。    这样走着，自然惬意，白天的烦闷都被风吹走。忽然前面的路边有一点点光亮在飞，在舞。哦，这不是萤火虫吗？定眼细看，一只两只，三四只，五六七八只……哇，这么多啊！恍然想起，有多少年没见过萤火虫飞舞的夜晚了。    刚好旁边有条弯曲的草路通向溪涧，索性今夜就看萤火虫了，从小路下去。    这一处溪边有一簇簇的芒草，还有长着菟丝子的草丛和几块豆地，都在这湿润的夜里打开了身体。一只只萤火虫或飞舞其间，或伏在叶片上。它们似乎有着某种默契，常常一起闪亮，晶莹剔透的光，把这一处幽暗的溪岸点亮了。我不由自主地上去捕捉，却怎么也捉不到。在我靠近的时候，它不是关闭了光源就是迅速地飞往别处，趴在草丛中，有时也停在溪石上或水面上，让你够不到。记得小时候的夏夜里，捕捉萤火虫是很容易，小伙伴们一起总是捉来一瓶一瓶的，放在床头当灯亮，或者把它们放到蚊帐里去吃蚊子，然后看着飞舞的点点亮光睡去。    我索性不捉了，静静地坐在溪边的牛背石上看着它们。此处离山里的村庄还远，离外面的马路也远，宁谧的溪边，萤光晶亮地悬于这青色的山野，除了朦胧的夜色，发光的水面，还有微微晚风，不时摇动着身边的茅草。这样的夜，风行山野，明月照着溪水发出朗朗的水声，本已足够美好；更因为这萤火虫的光点亮了我内心深处的灯，它向我显示了山村原初的最真实的夜。在这浅绿色微光的闪烁下，夜微醉，我微醺。    我国有着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晋代有著名的“囊萤夜读”故事，《三字经》有“如囊萤，如映雪”之说。隋炀帝杨广还有放萤的故事：“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诗人们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微雨洒不灭，轻风吹欲燃”，“微萤不自知时晚，犹抱馀光照水飞”。杜牧更是借萤火虫写出了人间悲欢离合的千古绝唱——“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在那个没有电的时代里，萤火虫的光应是夜里最圣洁的光，总是让人想入非非。    萤火虫也曾是我们童年夏夜里的美好记忆，小时候我们叫它火萤电蟹。“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天上小星星”正是这可爱的小精灵，伴随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每当夜幕降临，一群群的萤火虫飞在草丛、河岸……点点萤光与天上闪烁的星光交相辉映，为乡村平添了许多温馨和浪漫。然而长大以后，也常在夜间走，却从没见过这么多类似童年世界里的萤火虫了，不由得对这片山野钟情起来。

    1973年9月，一架巴基斯坦民航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上空出现发动机故障，要求放油着陆，中方有关领导同志不敢负责、层层请示，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周恩来得知巴航客机放油事件的基本情况后，认为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决定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在凌晨召开紧急会议，整顿风气。    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向涉事的各级领导同志询问当时的情况。当问到民航北京管理局政委时，政委坦率地说：“我不懂，就火速上报。”周恩来又问民航总局值班的副局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名副局长说：“我也是同意放油的。”“你若是同意，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追问。那名副局长不敢直视周恩来的眼睛，低头无语。周恩来继续严厉批评说：“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应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并将其放在第一位。你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在那里追查什么责任。”    周恩来也向总参和空军有关同志询问情况。在听取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参谋和空军值班室参谋汇报时，细心的周恩来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当即插话说：“空军的电话记录说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记录说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你们两家的电话记录到底谁的对？机械故障的范围比发动机故障的范围要大得多！”空军的阮参谋连忙翻开电话记录底稿看了看，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底稿上也是发动机发生故障，在抄写正稿时写错了。”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参谋的责任重大呀！特别是作战参谋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他写的一字一句涉及千军万马的安全，涉及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成败呀！空军把飞机发动机故障写成了机械故障，这样说就使故障的面扩大了，没有具体部位。如果你们的领导办事认真细致，他肯定要你问清楚是什么机械发生故障，这样一来就要耽误处理此事的时间了。当参谋一定要细致，不能有丝毫马虎呀！”    核对完电话记录后，周恩来又开始询问值班参谋是怎样向上级报告的，上级有何指示。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参谋彭志珊按照电话记录一字一句地念，当念到他将民航总局撤销请示的报告，报告了万处长、耿副部长、张副总长。张副总长说：“请示放油的是他们，撤销放油的也是他们，要查一下民航总局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这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简直是官僚主义！我们一些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因为官僚主义严重造成的，真正害死人呀！层层上报，无人做主。……这样报来报去，查来查去，把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巴基斯坦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邀请赛的外国运动员及其他来宾。如果出了事，这还了得呀！必然影响我国的声誉。”    领导干部既要懂政治，还要懂业务技术，这是周恩来一贯强调的。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指出：“空中管理的机构一定要精简，权力一定要下放，坚决采取措施，减少层次，让懂行的人来领导，让一线指挥员能真正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主。”

    7月9日，观众在陕西美术博物馆参观“院风今品·当代中国画展”。    近日，由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院风今品·当代中国画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院风品格”“文心相通”“满庭芳华”“青年新声”四个部分组成，通过不同地区画院、学院艺术风格的对话，探讨了中国画当代实践的艺术传承。                巴岩 摄

    起初我的陶瓷缸是打算用来水养铜钱草的，拆包后发现铜钱草根部裹了湿泥，于是干脆把铜钱草土培了。这样陶瓷缸就虚位以待了，我决定顺应季节，养些荷花。    在菜场买藕时，我向师傅打听：藕可否种？师傅说可以，要挑两节头，而且得有芽。于是，我挑了两支两节头的藕，藕芽长长的，一路憧憬着长出荷叶，开出荷花，有蜻蜓立上头的情景。    谁知估计失误，缸小，藕节太长，斜斜地搁着。我又问自己：种藕养荷怎么可以没有泥，根须往哪安家？我种藕养荷的经历一波三折，但做一件喜欢的事，无论怎样我都会坚持。    我急切去网上找答案，问商家，告诉他我的缸的大小，商家推荐了合适的藕给我，并保证成活，养得好能开十来朵荷花。于是，我下单。货到时，我见藕芽老长，尖端有卷着的叶子。我把它和泥种下，蓄水，露出荷叶。我精心养护，脉脉对视，一天好几回探寻，终于种成功了。    我爱荷花源于小时候的经历。以前每次暑期回老家，都会路过一池一池的荷，荷不光是花有香，叶子也香，我固执地认为荷叶的香更好闻。    荷叶用处很多。少时，夏天我用稻谷换糖洋，拎回来时必定有半张荷叶垫着。糖洋本来就透着凉凉的甜香，相当于六、七月的雪糕，加上新摘的荷叶，那香就更绝了。现在我们留恋家乡，说起糖洋必定说一句荷叶垫着，神情放异光。此外，还有一道美食是用荷叶包裹着鸡，味道独特；荷叶茶味醇，有消暑安神的作用。    今年是我种花最积极，也是有生以来最投入的一年。一次次挖土，移盆，看说明，把花草端来端去避风寒，晒太阳。现在，玉树、君子兰，尤其多肉清奇得要拔头筹了，从中我也学会了遵循生长习性的重要。这点经验，我拿来养荷花。    现在，缸里有十六七枝荷了，最大的荷叶直径超过20厘米，还在猛长，像一顶顶漂亮的太阳帽。小的似个“双人旁”，荷叶由两边往里卷。前天，我蓦然发现有三个红点，像火柴头，我激动得拍照发朋友圈，恨不得更多的人知道我能养荷花了。荷苞一点点长大，火炬一样，荷瓣有点要展开的趋势。太惊喜了，跟西湖里的荷花生长节奏差不了多少。    大大小小的荷叶，挨挨挤挤，或斜或挺，姿态各异，自然可爱。到了夜晚，荷叶轻微闭合，清晨又精神抖擞、亭亭玉立。再过些日子，荷花将完全绽放，又让我憧憬着花蕊、莲蓬与莲子。美丽是持续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花样年华，过程本身就很美好。    种藕养荷虽然耗费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过程既养心，又有小满足、小成长，让寻常的日子时时可见小欢喜。

成立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提出，要“吸引工农劳动群众中最积极最有威信的分子尤其是工人领袖，来参加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在政权中要肃清一切富农成分，政府机关中不应容留消极怠工腐化分子尤其是官僚主义分子在内，要彻底肃清旧政权基础上的官僚制度”。1931年11月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工农检察部有他的特别任务，得设立控告局，以接收工农的控告事件，还可以组织工农群众的突击队，突然的去检查某项国家机关或企业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义者与腐化分子的假面具，还可以组织群众法庭，以审判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官僚腐化分子。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责成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经常检查礼拜六工作的执行状况，严厉打击对礼拜六工作敷衍怠工的行为”。    值得指出的是，中央苏区还在群众运动中成立了轻骑队、突击队等监督组织。轻骑队是在苏区团组织领导下，由广大青年自愿加入，负责检查苏区机关与企业内部的腐化现象，反映苏区党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轻骑队与工农检察部门之间可以互派代表参加会议，这些被派遣人员不需要支付生活费用。张闻天总结指出：“为得要使工农检察委员会能够很迅速的把下面所发生的各种情形反映到上面来，工农检察委员会必须与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简单的依靠工农检察委员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选树先进典型    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战争突击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对十二月突击月的动员成绩进行表扬：“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大大增加了动员新战士的数量（从过去每月一千二千到十二月的将近一万）与改善了工作的质量（开小差的大大减少，阶级异己分子的洗刷，与两星期的军事训练）。在兴国，瑞金，西江三县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过原定数目的光荣成绩。”同时，把西江突击队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布置了具体的突击中心”，“反机会主义斗争开展了”，“抓住了干部动员了群众”。在秋收动员方面，《红色中华》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区，他们是在各乡组织了秋收队……适当的调剂，因此，虽然秋收紧迫时也不感觉人力的缺乏与空闲，沙溪区的秋收是很迅速的完成了，其次就是潭头、良村等区。”通过对典型的表扬，将革命战争与群众利益紧紧联系起来，在中央苏区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探索践行群众路线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强调：“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他在兴国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时刻都要叨念‘争取群众’。”    在实际工作中，中央苏区也效法苏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做法，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制度。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规定：“各级党部和政府必须经常注意红军家属的日常需要和困难（如疾病，缺乏日常需用品等），领导群众帮助其解决。”“优待红军家属是一种扩大的经常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才能解决红军家属的需要和困难。”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央苏区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年初，尽管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仍然强调：“必须继续的、坚持的进行反对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之阶级异己分子之斗争，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的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中央苏区开展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剖析了官僚主义的属性及危害，揭露了其具体表现和产生原因，探索了进行纠治的举措，得了良好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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